吉安庐陵文化兴盛的原因

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达到鼎盛，其中又以吉安的庐陵文化和抚州的临川文化为代表，而庐陵文化又胜临川文化一筹。所谓庐陵文化，主要是指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述多，达官闻人多等等。换言之，也就是状元进士多，宰相尚书多，学者专家多，忠臣义士多，文章诗词多，书院学堂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人气旺，而且文风盛，特别是忠烈多，并且延续千年不衰，尤以宋明两朝为最。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表现则为优美典雅，其精神却是刚正义烈。以科举为例，吉安地区的考取进士数居全国州府之首，状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苏州。

庐陵远离黄河、长江，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偏僻的山陵地区，竟有如此先进丰厚的古代文化，是什么原因呢？庐陵文化在宋明时期崛起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北方移民大量南下，在给吉安带来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在给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吉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时期，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2.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吉安的经济发展。在东晋时期，北方有五胡乱华，唐代中后北方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南方相对比较安定，战乱很少，所以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开始赶上并且超过北方，因此进入宋代后，吉安开始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崛起。以吉泰盆地为中心的庐陵，无论农业、手工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一石120斤)，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因而吉州有“金庐陵”的美誉，不仅对朝廷的贡献重大，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3. 岭南通道的开掘促进了吉安与南北方的经济文化沟通和交流。自唐代张九龄开掘岭南通道，将中原与两广联接起来，从此天堑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4. 学院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唐宋时起，在有识之士颜真卿、江万里等的倡导和推动下，庐陵大量地兴建书院学馆，前后近300所，达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一千余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这是庐陵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原因。安庐陵文化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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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庐陵文化衰落的原因

进入清代以后，吉安地区的庐陵文化开始迅速衰落下去，逐渐失去了往日耀眼夺目的光辉，到了中叶以后，已远远落后于文化发达的地区。近三百年来，吉安没有出过全国一流的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在政治舞台上也少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教育只有淡淡的余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显露出新的光辉。目前江西籍两院院士中，吉安籍的数量仅次于省城南昌，居全省第二位。蓦然回首，不由地产生几分失落感和淡淡的哀怨。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文化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但庐陵文化却滑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不能不令人深思。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战争的破坏。清军入关后，长驱直入，于1645年攻陷了南京，直扑江西。只一年多时间，就占领了江西大半。富有反抗异族入侵传统的江西人举起了“反清复明”的义旗。吉水状元刘同升受南明政权的委任，同清江人杨廷鳞一道募兵勤王。在赣州起兵，率师沿赣江而下，收复吉安、临江等地，抗清烽火在赣中大地燃烧，吉安人民纷纷加入义军。军事失利，义军退守赣州后失败。清朝统治者对不甘屈服的吉安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逢城必屠”。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化怎能发展？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吉安人民过了二、三十年较平安的生活，“三藩之战”又使吉安陷入战火。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吴三桂为首的滇、闽、粤叛军打出复明的幌子，欺骗人民。叛军先后进入江西，地方反清武装声援，与清政府展开拉锯战，时间长达6年，吉安府曾被叛军占领。康熙派强兵平定，割断赣粤交通，赣中萧条。《西江志》云：“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芜，伤残蹂躏之状，什倍他省。”号称粮仓的赣中竟征粮困难，清政府下令招抚闽粤山民大批来赣中南垦荒，这就是大量客家倒流和“棚民”的出现。在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康乾盛世”的时期，吉安的经济文化逐渐恢复，但“元气”伤得太重，无奈如何也没有了宋、明时的兴旺气象了。一百多年后的咸丰年间，暴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泰和的邹思隆等于1853年6月聚众万余响应，与官军血战，攻邻近县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军队进入江西，连克永新、安福等县后，攻吉安，与清军急战，占领吉安城。前后8年，太平军与清军在吉安一带展开持久战，每年都有大的战事，吉安人民又一次长时间地在战乱中艰难地度日。清王朝对反抗情绪强烈的区域，特别加强了军事和经济管制。在军事镇压的同时，清王朝大兴文字狱，钳制人民的思想。一部分有反清思想的乡绅文人，无意仕途，退隐乡间。有的文人对前途无望，逃避现实，遁入空门。虽然仍有不少庐陵学子科举入仕，但大都是谨小慎微，奉上事官，难以发挥才智，无法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吉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

2.交通地位的衰落。庐陵文化的繁荣，得利于赣江水道的开通，思想、物资、信息、技术之流南来北往，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几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庐陵吸纳了北方先进的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庐陵的经济较为发达，周边的文化自然向吉泰盆地倾斜，就像如今的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吸引了全国的精英那样。清代中叶开始，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千年以来连接北方与岭南的赣江水道及大庾岭商路日趋衰落。京广铁路的修通，赣江的交通地位大大下降，吉安从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变成了交通阻塞的“死角”，从开放倒退为封闭。“向之冲途，今为迂道。”文化、信息之流南北交往，不需要途经赣中了。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吉安成为远离中心的偏僻之地，经济和文化均赶不上时代的步伐。近代的先进思想和民主科学之风，主要是从岭南沿海一带向北方推进，可偏偏吉安通往闽、粤、湘三面都有高山阻挡，吸纳不了先进的新的思想潮流。待新风绕道湘鄂或沿东南江浙北上形成气候，再返转江西进入吉安，势头已大大减弱。这正好与宋明时期直接接受北方先进文化的现象相反，近代的庐陵文化无可奈何地处于封闭的、被动的境地。

3.思想观念的封闭保守。这是庐陵文化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政治的、环境的因素是客观存在。同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什么在近代其他地方会涌现出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会产生先进的文化，而庐陵一带明显滞后呢？主要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中国封建文化属于农业社会型、伦理政治型的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上，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庐陵文化适应那种社会形态，因而繁荣。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时候，当清末维新改革的潮流涌动的时候，当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当中西文化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庐陵却还徘徊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体系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适应不了已开始转型的社会，文化只能是落伍的了。有人形容江西有四多：书院多、寺观多、明清以后牌坊多、祠堂多。庐陵一带更具有典型性。书院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庐陵人也凭此培育了众多的才俊，有过科举考试的辉煌期。但清代以后，书院逐步沦为只传授圣人之言的场所，没有宋代和明初的那种活跃的学术气氛，学子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奴化教育。而书院的培养目标是为了科举考试多几人及第。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形式为主，走上程式化，只许“代圣贤立言”，不能自由发挥个人的思想。内容僵化、教条，形式更是呆板，越到后期，越是腐朽不堪。在如此教育和选才的体制下，书院越多的地方，危害越大。开海禁后，洋务、海防、路矿、制造所需的新式人才，庐陵没办法培养。科举制度废除后，庐陵人便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思想观念上，庐陵曾是心学和禅宗的大本营，相对于新的思想而言，可以说是心学、禅宗的“重灾区”。心学、禅宗的相通之处是崇尚“心性”，归结于“无物、无欲”。文人们习惯于空谈“心性”，读圣贤书，作八股文，不太注重践行致用，阻滞了具有科学精神的“实学”发展，思想日趋保守、僵化，缺乏创新的勇气。寺观多的现象在庐陵一带普遍存在，凡稍微大一点的村庄，都有个庙或观。用“遍地开花”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佛道观念的普及，使人们向往虚无的境界，把一切寄托于永不可及的未来，削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丧失进取开拓的精神。祠堂多、牌坊多是封建宗法思想的外在表现，人们炫耀着家族的辉煌，将人心禁锢在传统道德的范围之内，不太欢迎外来思想的侵入。久而久之，使思想显得保守、顽固。落后的、陈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庐陵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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