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稠，祖籍幽州，据《赣南卢氏族谱》记载，是后魏卢敏第十七世孙，或称赣南麻田卢氏初祖宗泰第五世孙。卢大郎宗泰唐开元元年癸丑（公元713），携三子二郎公明、三郎公达、五郎公显，从（湖南）常德府桃源县迁（江西）虔州虔化县清音里，即今宁都麻田。三郎公达居麻田，生广，广生卓，卓生九子：光睦、光稠、光赞、光辉、光肃、光琼、光蕴、光谦、光淮。卢光稠事略见《资治通鉴》，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有传。
    卢光稠（840－911）（1）是唐末赣南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活动和谭全播（843－918）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重要人物之一。罗香林先生认为“到了唐末五代……南系汉人，又复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民系。其最显著的，一为越海系，即为江浙系，二为湘赣系，三为南海系，即今日两广的本地系，四为闽海系，即今日闽粤的福老系，五为闽赣粤系，即我们所述的客家系。越海系酝酿的时期，虽较其它四系为早，然其特性的形成，则与五代时吴越和南唐的建国不无相当关系。此外如湘赣系的形成，则与五代时楚王马殷的建国有相当关系。南海系的形成，则与刘岩的建国有相当的关系。闽海系的形成，则与王审知的称王八闽有相当关系。客家民系的形成虽与五代时候各个割据政权无涉，然以其在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化势力，即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和习俗……这样的意识上和观念上便成了客家这个民系。”（2）罗先生说的各个割据政权不能支配的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正是卢光稠、谭全播武装割据的虔、韶二州，一度还包括潮州。他的对手也正是这些“系”的头面人物。梁太祖任卢光稠为百胜军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正史上卢光稠没有建立国号，但有众数万，统率百胜军、镇南军，一千多年流传下来许多历史古迹和民间传说，却称卢光稠为卢王、康王、南康王。在赣州府县志上有卢王天子地（今赣州市水东）“皇城”（今赣州市郁孤台东、建国路北段）。优秀史地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上犹有“举岭卢王高峒，唐末卢光稠生长其间”，“疋袍隘”条有“疋袍东曰卢王隘，云阨在卢王洞口”，有两处称卢王的地名，卢光稠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钱缪于越海系，马殷于湘赣系，刘岩于南海系，王审知于闽海系的作用一样，有极大关系。事实上的虔、韶二州武装割据，使周围割据政权不能支配他们也不能混化他们，而保持传统的语言和习俗，并在共同性的防御自卫、共同性的经济开发活动中，产生了凝聚力，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民系。
    卢光稠和谭全播，中间还包括卢光稠之子卢延昌，在虔、韶二州经营了三十四五年（从光启元年即公元885年起义占据虔州起，至贞明四年即公元918年，谭全播艰苦守虔九个月后被杨吴攻破止）。五代是一个分裂时代，为时只有五十三年，被五代史奉为正统的后梁只存在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二年，后汉五年，后周十年。马殷南楚五十六年，钱缪吴越八十六年，杨吴四十六年，刘岩南汉六十七年，王审知闽帝国五十三年，南唐帝国三十九年。卢光稠，谭全播在诸多割据政权包围中，西交马楚，北联杨吴，具有正统思想的卢光稠不仅没有立国号，还表示听命于后梁，以便有足够的力量和闽王潮、王审知、南汉刘隐、刘岩周旋。《读史方舆纪要》不无赞叹地说“卢光稠以二州之象雄峙于淮南岭表两大之间”。范文澜先生说：“这种较为稳定的割据状态，比起一片大混乱来，还算是有了些进步。”（3）卢光稠保持了三十多年相对稳定，是在军事、经济上进行了大力建设和浴血奋战取得的。是极不容易的。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稳定时期是客家民系形成所必需的。
    对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条件，江西师范大学许怀林教授在《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民系的几个问题的论争》（4）一文中，提出了“小盆地”理论：
    1、小盆地农耕经济（生产环境）；
    2、封闭的山区，封建统治力量薄弱的缓冲地带（生活环境）；
    3、适应山区自然条件，和土著争斗的防御和进攻造成的方言习俗（聚族而居，堡垒式围屋、天足等）；
    4、有相当多的户口数量（即从中原南迁的人口）；
    5、共同性的社会行动。
    罗香林先生对客家民系的形成从为“纯基于自然和人为二环境大部分的变化”，（5）并没有展示叙论。许先生的五点理论，相当清晰地展现了罗干青先生认为的“其先后迁至之汉人，亦以自唐宋以来与土著发生混化作用”（6）的基本条件。
    我赞同许先生的意见，并认为客家民系形成应该是一个历史进程，而小盆地封闭式发育，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重要的部分。我特别强调共同性社会行动的决定意义。
    “小盆地农耕经济，是客家人聚居区的明显特色。”对的，但在小盆地农耕聚居生息的，不仅仅是客家人。形成客家人的人群（江西师大王东林先生说这些人举族而迁，武装徙移，耕战结合（7）等等）必须：
    l、带着中原或北方地区的文化素养而来；
    2、有一段长途迁徙的经历；
    3、从迁徙开始到小盆地相对安定的农耕生活，有若于次重大的共同性社会行动；
    4、在社会条件或自然条件需要时，其中一部分精壮人群，又要开始迁徙走向新的开拓。
    只有这样的小盆地农耕经济，封闭的山区，南迁的人群才能产生客家民系和客家精神。
    许先生讲得对，客家南迁不是个逐站往南进发，只有位置移动、没有形体变化的统一体。也不是同一个人群作连续性移动。但许先生说他们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人群，它的成员随时都在变迁之中”，（8）也未必尽然。约束总是有的。社会大环境、大动乱给予人群选择向南的趋势，和大体上向南的三条路线，是其一；二、这些成员不是绝对松散的，他们是举族迁徙，若干个家族迁徙中互相帮助可能形成松散的同路人集体；三、在迁徙中克服困难，同舟共济里程中涌现的智者、强者，成为几个同路人集体的领袖；四、先行者，他们已和南方某地建立联系，可能成为后继者的中转站，他们的经验和中转站可能提供帮助和服务等。
    南方某些土著可能受客家人同化，但他们本身不具备中原文化素质，缺乏迁徙过程应变的经历，因此在小盆地中不会自然产生客家文化。客家人在艰苦的迁徙和小盆地封闭发育的过程，如果没有共同性的社会行动，也锻炼不出统一的（即相对凝聚力）、团结奋发、艰苦开拓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客家人生产、生活、家庭、家族的各方面，包括生死观、妇女观、荣辱观等。毛主席在《辨证唯物论提纲》一书中写道：“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9）因此人们（人群）不仅受自然界的制约，也改造自然界自身，受社会其他人群的制约，也适应或反作用于社会其他人群。从广袤的平原河谷来到群山包围着的小盆地，这种转化是震撼性的，在迁徙和适应盆地生存的过程中，还付出了惨重代价。罗香林先生也指出了这种优胜劣汰的情况，而认为留下来的客家人是一群选择的强者、优者、适者、勇者。他们代表着中原南迁人群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从唐末开始迁徙到五代，在赣南形成的客家，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和领袖就是卢光稠。
    事物发展需要变异、变革，但变革需要发育。固定（形成），要保守一段时间。由量变产生质变，才能形成新质。如果，任其不断变异，那么什么新质都不会产生。客家中的强者、适者、勇者，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否则永远处在迁徙途中，那么什么“树立事功”、“敬业乐群”、“革命运动”、“励志扬名”都不会产生。卢光稠。谭全播在唐末分裂动乱之中，为客家人争得一个空间和一定时间，他们所领导的武装割据事业是客家人第一次最大的共同性行动，这种共同性政治行动和共同性经济的文化的行动，同时运行。否则，便没有客家。
    客家文化研究中，大家重视客家方言的形成期。如果没有大迁徙和共同社会行动的大动荡大变化，那么举族而行的家族怎么会有语言的变化呢？只有新的情况、新的交往、带强迫性质的需要，产生着新音、新韵，产生新语汇、新词。据客家语言学家们研究，“唐末五代及其以后的历次战乱把这些移民的后裔逼入赣南、闽赣以至闽粤赣山区，将他们的方言与北方方言区隔离开来，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以后，才逐渐形成客家方言。”（10）罗干青教授说：“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五代以后，宋明人著述，颇言汀虔南韶居民语言，近于汉音而与南方其他汉人及土著，不相符合……盖五代之际，割据分立，变化已极”。（11）罗香林教授认为“‘客’的称谓，虽说由来已早，然其民系的系统构成，则当如上述在五代以后。”（12）刘佐泉教授也说：客家“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却在宋代。”（13）“客家方言就是在南迁流亡途中形成，在定居以后巩固下来的。”（14）他们都认识到五代时期对客家民系、客家话形成的重要，但没有对卢光稠。谭全播割据进行研究，所以他们的界定从五代推后到宋，甚至“将客家形成的时间，强调在清代”，（15）似乎离开了他们所持的论点。而罗于青、罗香林教授说在五代后，则是不了解五代赣南历史所致。
    小盆地发育是一个重要阶段，在新的环境中相对稳定的选择，消化，积淀，在共同性行动中产生数量到质量的演变（跃进），所以共同性社会行动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是新事物的催生剂和稳婆。共同性行动产生凝聚力和自豪感，在后期的共同性行动中则产生了客家的自觉性。但尽管赣南客家形成时，没有打出客家的旗号，并不妨碍他们是客家人。当赣南客家在卢光稠、谭全播割据被取代以后，赣南山区中客家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制约、刺激，赣南盆地不能满足众多人口需要时，客家中的精壮者又会带领他们的家族或其一部分，转向闽西和粤北，或从粤北转向广西、湖南、四川，有的飘洋出海，造就海外的新客家群。在客家形成和发展史中，赣南、闽西、粤北是大陆客家三个时期的中心，在明清时期这三个地区相互迁徙变得异常频繁，所以被称为客家的大本营。海外客家在异域他乡的艰苦奋斗，开创了客家史辉煌的新篇章，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海外客家产生寻根谒祖，为发展祖国经济文化事业贡献智力财力，发扬客家优秀传统的客家热，并和大陆赣粤闽大本营建立了发展了紧密联系，迎来了客家文化研究的新时期。
    卢光稠为什么能够在客家形成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一席，怎样保持了三十四五年的相对稳定局面；成为早期客家的重要领袖，有历史的因素也有他个人的贡献。
    唐末从中原到江西赣南的客家先民，分布在赣南各地的人口已有相当的数量。从赣南各县地名志和客家文化研究先走一步的上海、闽西、粤北地区，都从谱碟中发掘了一批资料，可以证明。卢光稠。谭全播的农民起义活动，使分布赣南地区的中原汉人得到庇护，他们参加了或支持同情这项事业。卢光稠、谭全播本身是南迁汉人的后裔，卢光稠的前四代和他本人已在当地建立了联系（包括东晋末南迁的汉人），他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各方面优势而受到拥戴和信赖。杨吴政权中著名的战略家徐温曾分析过卢光稠、谭全播的兵员组成，日：“全播守卒皆农夫，饥窘踰年，妻子在外。”（16）针对这种分析采取的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使坚守孤城九个月之久的名将谭全播轻信盟约而失败了。说明虔韶武装割据的人群是虔州盆地农耕经济的主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