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革命事迹

1925年舒同进入江西第三师范学校，热血青年的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办革命杂志，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发表革命文章，并于1926年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22岁时，当选为东乡县第一任共产党县委书记。辉煌的日子没过多久，大革命失败，1927年，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舒同成为省里第一号通缉犯，在路上被人抓住毒打，其第一任妻子因绝望自杀，儿子夭折，从此亡命天涯。

党内一只笔 马背书法家

     舒同这一生大起大落，几次走到绝境，又几次跃上高峰，有意思的是，每当他在低谷时，其书法就会得到大大发展。1927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大低谷，隐姓埋名落难安徽，身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眼看就要饿死，他想到了卖字。字如其人，舒同一出手，就被当地一名绅士发现，悄悄对他说：“先生决非等闲之辈，一定是什么原因落难了吧。”当即叫了一些名人雅士，纷纷解囊买画。他的字救了他，他这一生，与书法结下生死之缘。

为谋生路，来到南京求职，又因为字写得好，被一军校录用。其军校是黄浦军校的分校，舒同以为可以在这里遇见共产党员，此时的他一门心思找共产党，隐姓埋名在军校干了一年多，一听到共产党的消息，立即辞职投奔而去。谁知道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却让他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要他“交代清楚”，是否有变节行为。刚参加红军时遇到肃反，他亲眼看见一些同志因为一时“说不清楚”，拉出去就砍头。正是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与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决定了他性格和书法的风格——藏锋，内刚而外柔，不柔则可能速死。

其实现在回头看来，如果舒同不是热爱共产党，执著地寻找共产党，他完全没有必要离开待遇不错还给他提了级的军校，什么理由让他抛开这一切去自找苦吃呢？原因只有一个，亲生的孩子不嫌弃娘啊！1930年舒同终于找到了红军的队伍，从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很快升为主任，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舒同早就对毛的诗词和字佩服，毛也很欣赏他，又都是师范毕业，两人相见恨晚，毛长他一轮，又高他一头多，舒同似乎只能仰视。从此，毛泽东成为舒同一生追随的偶像，哪怕是在受委屈受打击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丝毫的动摇。书写毛泽东诗词，成为他最愉快的事情。舒同和毛泽东的关系，是典型的中国儒家君臣关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舒同这一生的大喜大悲，都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系。延安整风时，舒同的第三任妻子（舒安的母亲）石谰马上要生孩子了，却成为整风的对象，组织上要求孩子生下来就送人，石谰去关禁闭，舒同坚决执行。这样献祭似的牺牲在他一生中有许多次，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耶和华让他献出自己99岁时生的孩子，他毫无怨言。只有信仰的力量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舒同完整地参加了“挑战生命极限”的25000里长征，据舒安说，父亲从来不和他们提自己受得苦，问起来，还说他算不错了，作为师政治部主任有一匹马，一个警卫员，打仗时因为他个子小（1米6），子弹只在他头上飞，他说最苦就是过雪山，眼看着身边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能活着走出来的是少数人。当时不走没有办法，后面是追兵，不走就只有死。据说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舒同还是不忘记在马背上写字，因此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上的书法家”。长征一路舒同都在写标语，一到驻地，他就提上一个小捅，拿上刷子在路边潇洒挥舞，引得百姓围观，齐声赞叹红军里有人才。遗憾的是，历经风雨80年，这些标语基本上都没有了，如果有人能找到哪怕一幅字，也会是价值连城。如今在延安等地还能看见舒同写的一些字，如“抗日军政大学”，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延安新市场”等。目前舒同一幅字的价格应该在十几万了。在延安，身为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舒同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只笔”，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当时流传一个小故事，共产党要请一乡绅担任参议员，遭到拒绝，说你们共产党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主席说：请党内一只笔去说。舒同接旨后提笔给这乡绅写了一封信，流畅的文言，漂亮的书法，一下征服了乡绅，说共产党里居然有这样的人才，岂敢怠慢。1939年，在晋查冀边区舒同曾经代表八路军给日本侵略军写了一封信，登在《抗敌报》上，义正词严，有理有节，高屋建瓴，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世界和平等多角度阐述了中日关系，痛斥战争带来的灾难，劝他们投降。这封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有一些日本人前来投降身上就带着这封信。1991年纪念“九、一八”60周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这封信，认为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对话”。解放战争时期，舒同在山东军区策反工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他的努力下，一次就有几万人倒戈，他的政策水平、谋略勇气和谈判技巧都是一流的。这就好象他的字，外柔内刚，圆润内敛，雍容大度，正直磊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1948年中共准备攻打台湾时，内定舒同为台湾省省长，主席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延安时期，舒同成了红军的一个文化招牌，毛泽东对舒同欣赏和信任有加，从江西，到延安，到上海，到山东，同甘共苦数十年。1944年舒同任山东解放区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华东局宣传部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在上海5年，为上海滩留下许多笔墨，上海站、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牌等都是舒同的墨宝。1958年任8大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前后6次去山东与舒同会见。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经受了反复考验的信任，竟也会在一夜之间风云突变，这就是政治，残酷而丑恶的政治。

八年被关押 “解放”遭婚变

       1963年，舒同被发配到陕西，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不久就遭遇文革，8年审查，6年军管，2年当工人，当时户口本上的身份写的就是“工人”，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和毛主席一起戎马生涯几十年的中共高级领导，一代中国著名书法大家，竟成了“工人”。我几乎是含着眼泪看完了石澜夫人的著作《我与舒同40年》，一段暴风骤雨的历史，一段风雨飘摇的婚姻，从1942年与舒同结婚，就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4个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马背上喂奶，用箩筐挑着孩子行军，几次走入绝境甚至自杀……在山东受舒同牵连受处分，撤职，文革中挨斗挨打无家可归。舒同更是天天批斗挨打，每天一站就是一整天。1967年，舒同被“军管”，条件更加艰苦，冬天只好在小屋里来回走动，否则就可能被冻死。舒同顽强的生命力恰恰在此时彰显出来。我看见一封舒同在1971年写给专案组的信，信中写到：你们完全不要事实根据并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把一个经过46年长期考验的，仅仅在某个时侯犯了一般性错误、本质上完全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你们真不愧为自由王国的人民，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党纪国法一概踩在脚下。你们的确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造谣能手，陷害专家！我为你们这种独特的本能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表示钦佩，并感谢你们6年来对我的深情厚意……

1971年，中国还笼罩在极左的专制恐怖下，他竟然敢这么大胆地抗争，难道不要命了？可见面临生死，“藏锋”已经没有必要，刚强和毅力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由此又联想到舒同的字，究竟“柔”和“刚”哪个占主导地位？这不是艺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生命问题。石澜夫人的书几次让我泪眼朦胧，患难夫妻生死相依，在自身难保的日子里，相互思念、关照、探视、鼓励……但偏偏就在“解放”之后，在一切都开始好起来之后，两人却分手了，不能不让人扼腕。1978年舒同调北京工作，石澜恢复西安市科委主任职务，没有和舒同一起去北京，空间上的距离加大了心灵上的距离，1982年，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84年，舒同与王云飞女士结婚。可以想象，一个著名书法家的离婚再婚，会带来怎样的家庭冲突和遗留问题。他们的婚姻悲剧，有性格的原因，更有历史的原因。为此石澜在书中作了深刻的反省，她承认是自己“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向组织写信控告了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何以向“组织汇报呢？”这就是那个扭曲年代的奇人奇事。舒同一生有4次婚姻，第一个妻子和孩子死在大革命失败的年月，第二个妻子是在长征后结婚的，当时条件非常恶劣，孩子死了，他们也分手了。第三个妻子，也就是石澜相伴时间最长，为他生了4个孩子，他们的爱情婚姻历经漫长的战争年代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却不得不在“解放”之后的晚年分手。为此我有些不解，对于政治，可以忍受那么大的压力，对于婚姻，为什么就不能再忍一点呢？在舒同的身上，还是有着文人的浪漫。文革是舒同人生第三次大低谷，但他的书法却更加成熟。据说有人偷偷收藏他当时写检查的文字，大字报更是前脚贴上，后脚就有人迅速揭走。和前两次命运低谷时一样，舒同六七十年代的书法又有了大飞跃，进入了黄金时期。虽然舒同遭遇残酷迫害，却从来没有埋怨过毛泽东，依旧以书写毛主席诗词为精神寄托，毛主席诗词六条屏成为代表性精品佳作，给人以震撼之美。1965年的一副《沁园春、雪》更是成为他书法艺术上的里程碑，如今被书法界美喻为“中国第三行书”，第一行书是王曦之的《兰亭序》，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寄侄文稿”，舒同的《沁园春、雪》和这两位书法大家齐名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儒家历来崇尚“梅花香自苦寒来”，司马迁因受宫刑而写史记，舒同因受磨难而成舒体。苦难造就辉煌。文革中的舒同，落到了人生最低点，性格中刚的一面就露出来了，文革没有结束就开始去北京上访，给中央写信，一次次被赶回来一次次又去，在家人的支持下，百折不挠。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撤消了20年前的撤职处分，澄清了历史问题。1978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大军区正职）时，已75岁了。谁又能想到，他的青春在此时再次焕发，为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揭开了辉煌的一页。

 本文章由郭超搜集，王倩倩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