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我就看過崇仁縣采茶劇團演出的《還魂記》，那時的農村文化生活極其單調，特別是邊遠山村，所以，只要一聽說有戲看，那

是萬人空巷。我們這些小孩子也只能擠在人群里看戲，分享大人們那種忘乎所以的情趣：有的邊看邊嘆息，有的邊看邊講解，也有的看著看著

，就忍不住痛罵那個沒有婚姻自由的封建時代。而我們這些混沌未開的幼童，純粹是去湊熱鬧。那時候還不知道《還魂記》就是《牡丹亭》，

更不會去了解作者是誰。
　　參加工作之后，我竟然如癲似狂地愛上了寫劇本，但畢竟從未接受這方面專門教育，因此只能寫些方言小戲，寫著寫著，竟然還寫出點名

堂來了，多次被市劇目創作室邀請到金溪滸灣去參加戲劇創作研討會，也就在這期間對湯顯祖有了粗淺的了解。
　　當我再次拜讀湯翁的《牡丹亭》之后，深深地為劇情而傾倒。湯顯祖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杜麗娘這個光輝的典型，深入發掘她的內心世

界，抒發她的美好感情，傳達了在封建專制的重壓下，廣大青年要求個性解放，爭取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聲，暴露了封建禮教的虛偽和腐

朽，以及它對人民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毀。湯顯祖在劇中充分表現自己“情以格理”的中心思想，這和英國的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的《羅

密歐與朱麗葉》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些年我很少看戲，也沒工夫去寫戲。其原因，除了如今的文藝生活丰富多彩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地的專業劇團均已走入低谷，有的早已

解體。偶爾在農村看到扎台演戲，那都是草台班子，演些老掉牙且粗俗不堪、插科打諢、打情罵俏的葷段子“黃霉戲”。
　　不久前，無意間從網上拜讀到阿潘、鮑晨先生發表在《錢江晚報》上的那篇《５萬元是少，會寫劇本的人更少》的文章之后，也讓我感慨

萬千！他在文中說：縱觀當今浙江，能寫劇本的人屈指可數。能寫出讓觀眾吊胃口、跌眼鏡的搶手作品更是稀少得寥若晨星。那個年代，浙江

之所以能讓天下劇壇刮目相看，還不是有戲好看！昆曲《十五貫》、《西園記》，越劇《山花爛漫》、《五姑娘》、《胭脂》、《五女拜壽》

，紹劇《三打白骨精》，那些匠人黃源、陳靜、貝庚、魏峨、雙戈、胡小孩、顧錫東等，至今還深深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可如今這些曾為浙江立下汗馬功勞的劇壇巨人，有的馬放南山，有的刀槍入庫，有的駕鶴西去，這青黃不接的現象，已不是一年半載的光

景了！不是沒有劇本，而是沒有寫劇本的人！我想除了劇本難寫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寫劇本得不償失。當然，難在其首，如一位

劇作家所說：“散文比小說好寫，小說比電視好寫，電視比電影好寫，電影比舞台劇本好寫。寫作之難最難為舞台本。”事實確實如此，因為

劇作家靠簡單的手把手是培養不出來的。一年可以出一個油漆工，三年可以出一個木工，十年出不了一個劇作家。因為“戲劇是文學、舞台、

觀眾三位一體組成的綜合藝朮，缺一不可”。這些真知灼見，如非親身經歷，是體驗不出個中滋味的。
　　我出身于農村，喜歡寫一些農民喜聞樂聽（的文藝作品，記得當年我寫的《醉翁樓》，歷時兩年十易其稿，才在撫州舞台上立住了腳，并

開出了花，吐出了芬芳，先后在鄉鎮、縣城、地市演出若干場，几乎場場爆滿，獲得了專家、學者特別是農村觀眾的一致好評。１９９０年３

月在撫州市藝朮劇院登台演出后，榮獲劇本創作、演出一等獎，只獲得二十元獎金。
　　可是近年來，不少報刊如《光明日報》前不久登的那篇《從“‘五人’說”談學朮反腐》一文所指：“時下學朮界內外開始流行一種說法

：目前學朮論著發表難，唯有‘五人’例外，他們的論著非常好發表。這‘五人’是指：名人、熟人、官人、富人、同人。”而我純粹是一個

外人，所以，有時要發表一篇文章，比寫還難。
　　無奈的是，寫作已成為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寫著寫著，自然就成了習慣，常到鄉村和老家去搜取素材，然后又把它加工成戲劇

、小品和笑話，既能讓父老鄉親們樂呵樂呵，也自得其樂！
　　我常想，湯翁之所以能寫出《牡丹亭》這樣的戲劇精品，決不像今天如我者這般急功近利，非得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卓

絕氣度與超凡才能。
（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