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沧桑时

刘凤诰是江南第一才子，他的曾外孙文廷式，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因为他是强学会的发起人。当时有一群维新派人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都是簇拥在文廷式的门下。他也是因强学会，而开罪了西太后慈禧、李鸿章罢了官。他壮志不已，希望能以实业救国，回乡后，在安源用现代技术和设备，最先开办煤矿，后来才被萍乡矿务局接办。
   文廷式是属于帝党，得到光绪皇帝厚爱，一定是有很大的才华。真是应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土洞。
   文廷式不似其曾外祖父刘凤诰那样，是崛起贫寒。他却是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学渊博，再在广东时，又拜番禺名流陈醴的门下，得词作精要。读《文选》和钱大昕的《潜研堂集》，得文史之精粹；在菊坡精舍就学时，就是高材生；再入粤秀书院深造，中西并学，读了《海国图志》、《普法战纪》等。国学精华尽读，西学也入了门道。他还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萍乡土话、广东话，就是连几里咕噜的洋话，他也能讲得几句出来。
   绕了一个大弯才讲清楚文廷式的来历，就是这个文廷式，在他中了榜眼后，衣锦还乡，回到故乡萍乡城里的花庙前。当他看见街头官兵成群结队，在乡间，到处也都是兵丁。一打听，都说是大安里造反了，来了官兵镇压。在街头走走，又听到了许多的民谣，觉得这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他既是在家乡，就要管管，不然对不起皇上的器重。他就进了县衙，去找知县顾家相了解一个究竟。
   知县见文廷式来了，就是有再多的事也会丢在一边，忙赶出来接见这个萍乡首富士绅。更主要的是，他是新近才中了榜眼的新贵；还是皇家的姻亲，她二姐是鄱阳王的福晋；讲顶戴是四品大员，在京城是个小官，可是一回到县里，比他这个七品县令就大多了。文廷式向县令讲了来意，请县令把大安里这件事的始末讲了一遍。顾大人从头到尾，详详细细，把他知道的都讲了。当然，他不知道的就没有讲，尤其是对李有芗的事，他既不清楚，就是清楚也不会乱讲出来。
   文廷式把这些情况，写了一份禀帖，把经过情形写了一通后，才小结地写：“吾乡小有兵事，奏报稍有不实，总兵申某，亦极骚扰。”也把民谣引上了：“壬申年间不太平，申道发兵驻萍城，奸淫掳掠作恶甚，鸡飞狗走民不宁。”就是顾家相知县的话，也引了进禀帖里：“房屋有被误毁，平民有被误杀者。”
   文廷式的禀帖由驿道送到了省里，呈交了巡抚德馨。巡抚也不敢小觑了文廷式的禀帖，他知道，文廷式是皇帝的侍读学士，皇贵妃珍妃的师傅，打大报告可在乾清宫或太和殿上讲，打小报告可以跟珍妃讲，再在枕边吹风给皇帝。虽然说是皇帝无用，但是要真有把柄，告一个巡抚，只要不是伤着西太后的，皇帝还是决定得了的。而且说不定文廷式还能与西太后见面，有时也可能说上几句话。比不得他们这些外臣，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皇帝，更见不到太后。就是见了，也只有低头听训的份，几句想了很久要说话，最终还是没有给机会让他们说不出来。
   巡抚看完文廷式的禀帖，觉得这事不能放任那些武将胡作非为了，不然追究下来，自己的官声也被毁了，搞不好还要丢了顶戴。就忙下令给申总兵，撒了在萍乡的外地官兵。并下令顾家相知县，要派人到边远的山区去定期巡逻，以杜后患，立为定规。
   武功山这事，到这时才算是真正了结了一段。但是阴魂是不会散的，为今后另一场风波留了灵魂。
   你、我、他，我们是我们自己吗？不是的。我们只有一个肉体的生命，其实是祖先的灵魂依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是用这个肉体，在重复着祖先的思想，表达着祖先的感情，体现着祖先的意志，这就是中华文化赋予我们的一切。
   文廷式正好生在多事之秋，正是外患内忧的时代。洋人用炮火轰开了国门，这些不懂得中华礼仪的洋人先生们、将军们、传教士们、商人们，他们自诩是文明的使者，是文明人，但是他们的文明，与他们新来到的陌生地方的文明观念，有着根本上的差别。我们不要评论那种文明的优劣，因为每种文明，都是生活在那块土地的人们，祖先和子孙世代所积累、所创造的。这就是世界上种种的文化、观念、习惯、生活方式，这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那种自认为优秀的文明，别人不一定都习惯。一种文明干涉另一种文明，自诩自己的文明优于他人的文明，都是从小孔里去看世界，都是狭隘的观念。用中国人的成语，就是一孔之见。
拒绝别人的文明的人，这也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一种堕性。因为惯性，很自然的排斥新侵入的文明。因此，在多种文明的融洽时，就形成了互相抵触。在一方，说是外患，另一方，说是保守。其实，都失之偏颇，都是一孔之见。
   时代在变，时代在使全人类融洽，但是却都没有找到好的融洽办法，才用习惯的融洽的方式，就是诉诸武力，就是战争，这就是人类的最可悲之处了。用武力说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是人类无知愚昧的表现。是当人们还没有这种智慧，还没有找到说服对方的语言，就只能使用野蛮的武力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动手的都不是君子，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动手的就不是君子，就不是文明的人，这才是至理名言。
   在国内，也是因为有外来的危机感，就埋怨国内没有抵御这种渗透的能力。这种情绪，首先只是一种埋怨，第一个要埋怨的，当然是国家是最高统治者。因为这个时候的执政者，是西太后慈禧。在男人的时代，她又是与这种古老的文明不相融的。一个女人，怎么能凌驾于男子汉之上呢，难道母鸡能报晓了！再者这个女人，也确实是个无能的女人。但她并非是完全无能，她会玩弄权术，她还懂得权力才最有用，她只是不懂得治国之道。她有强烈的权力欲，首先就是为了自己，再是为了维护她的一小撮近臣，在她翼护下的一小撮人，像小鸡一般，挤在她这老母鸡的羽翼下，她也像老母鸡一般气势汹汹，对付着来犯者。皇帝继承制度末日的光绪，只是一座偶像，一个傀儡。
   时代的悲剧中，就蕴含着希望，新的文明和新的文化来了，就有了新的动力。原来从上到下，都没有新的思维。都是用古老的观念，解释现实，找出来的道理，开口就是以前如何，如何。新入侵者的道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的这种文明。矛盾就是这样形成了，当谁都说不清楚时，就用武力了。最后，是流血的搏斗，所流的血，又都是社会的底层的人的血。那些自命是人民之口的文人们，就只会摇唇鼓舌，只会用讴歌换得一匙残羹。世界到了今天，还是和几千以来一个样，到处都是这种自诩的文人、学者。
   文廷式是个从南方北上的文人，他继承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知识，又在刚打开的国门的门缝里，窥探到了一点新的东西，知道了一些新的世界知识。南方是温暖的，万物都更加生机勃勃，万事都新鲜活跃一些。从西方吹进了新文明的风，也更加容易在南方发酵。
当文廷式来到了老气横秋的北京城，这是一个官成堆的地方，凡是官成堆的地方，就是险恶异常的地方。他觉得很沉闷，所以只要是能不进宫里去的时候，就常与三五个文士，在家里天南海北，子曰诗云地高谈阔论。讨论时，当然就离不了那些直接感受到的政事、时事。
文廷式年长些，又是新科榜眼，全国才子的“四大公交车”，能进到皇帝身边的侍读，在这些时代最敏感的文人中，当然尊他为首领。开口不是尊称为大人、兄长，就是先生。议论时，也是要让他先开尊口，先听他的高论。
   文廷式虽然官居京城，但他却是孤身一人，并没有官邸，是住在朋友梁鼎芬的家里。梁鼎芬与文廷式，在陈沣先生那里读书时是同窗，而且还是同庚，又都是翰林出身的文人，都是博学文采。还又都敢仗义执言，因与法国办交涉的事，梁鼎芬因指责了当权的慈禧、李鸿章有辱国之罪。梁鼎芬被贬出了京城，到广东老家去了。梁鼎芬就将房子和房子里的夫人，都委托给了好友文廷式。在梁鼎芬还未贬出京前，文廷式与梁龚氏夫人，就是兄妹相称，她也是个才女，所以三个人常以诗词文字和唱。
   后来梁鼎芬被贬出了京城，文廷式和梁龚氏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艳事就难免了，绯闻也难免。而梁翰林却是因有功能障碍，房事无能，也听之任之。这就给后来的小说家提供了精彩的素材，阮圆海作《文廷式与梁鼎芬》中有：“他们俩位翰林，还有一笔搞不清的风流帐。”笔名“东亚病夫”曾撰，就是曾经常与文廷式在一起和唱的曾某，他写的《孽海花》中，有文、龚、梁三人的影子；我佛山人著的《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也都写了文龚两人的这桩风流事，真是一班少见多怪的文人。
   文廷式一早起来，按老习惯先在院子里舞一回剑。刚洗漱完，正端着龚夫人冲来的一杯茶在饮，门卒就进来禀报：“老爷，康先生他们已经在门外来求见了。”
文廷式放下茶盏，先责备起门卒来：“早就跟你讲过了，他们来了，就不必通报，要他们进来就是，快快去请。”
   门卒狡诘地笑了笑说：“小人是这么说了，康先生他们说：‘怕有些不方便，还是先通报一声好些。’所以还是先来通报大人。”文廷式听了这话就清楚，是在笑他与龚夫人的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门卒就快步出去了。
   康先生就是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是广州近郊的南海人，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比文廷式小了三岁。在广州时，就曾相识。都是读透了国学，也读过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但这位老弟的怪论真还不少，他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把中国人一直尊为圣经的《周礼》、《诗经》、《书经》、《左传》等，都胡乱批一顿，通通打成伪经。使当时学子们奉为圣经的《四书五经》，说成了一堆废纸，就无书可读了，那些古训也无用了。本来，凭他的才学，是进士有余，而他的胡言乱语，却是非要落第不可。
康有为的胆子也大得吓人。他还只是个布衣臣民，就敢上书皇帝，狂妄地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应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挽危局。”好小子，他在考卷里的这一番狂论，主考官徐桐称他是一个“狂生”，就把他的名字一笔勾销，本是中了的举人，也被勾掉了。所以他至今仍然没有考到功名，这种人能给他功名吗！但是，他虽然没有考上功名，而他的名气却反而大得很，他写的那本《考》，虽然成了禁书，却成了流行的私下传抄的书。尤其是那些本来就不愿读书的子弟，就可以用《考》中的那些话，去顶撞逼他们读书的父母和先生了。
   康有为这些狂言，还真的就是从这些中国圣经中引出来。他引孔夫子和公羊的话说。说这个世界是从“据太平世，”到“升平世”，所以会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进到民主共和制。有人说他是想托古制，而当一回新孔夫子。朝官中说他是“借书立名，行张角之密谋。”是想造反；有人说得客气一点，只说他是“灭圣经，乱成宪”的狂徒。
   康有为这次进京来应试，也是隔三差五就到文廷式这里来，磨磨嘴皮子，激昂陈词，针砭时弊。他们本来就在广东相识，才气相当。现在又共处于京城，当然是常来常往。
康有为进来了，他的后面跟着的是梁启超、徐世昌、谭嗣同、唐才常，这些都是常客。文廷式连忙起身相迎，客人们都是在手中高举着折扇，一路经过前院，嘻嘻哈哈进来。当时这班风流倜傥之辈，就没有官场中的那种过分做作的拘束。
   那徐世昌，是文廷式在翰林院的同僚，号菊人，比文廷式还大了一岁。是天津的一个破落仕官家庭出身，后来在陈州开馆收徒当先生。在那里时，正好袁世凯的大家庭分家，袁世凯分得了十二分之一的家产，手里有了钱，能自作主张了。袁世凯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在淮军的庆军中，得到同在军中当书办的南通才子张謇的指教，这是他三生有幸。袁世凯附儒风雅，在陈州出钱办了“配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来结交一些文士，巴结官场，与知府吴重熹也结为了诗酒朋友。当然网罗了徐世昌，凭徐世昌的文才，一副老实巴结的样子，自然被袁世凯器重。两人还拜了天地，结盟为兄弟。在袁世凯出钱的支持下，徐世昌才进京考试，中了进士，在翰林院里谋生。
   同来的梁启超（1873-1929），在他们中属于小字辈，也是广东同乡，是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他走路时，从来不敢超越走在康有为的前面，总是跟在康有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他比康有为小了十四岁。自小在新会老家时，就被乡亲们誉为神童，当他看了康有为的《考》后，慕名赶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来求学。康有为问他：“梁启超，你读了些什么书呀？”
   梁启超沾沾自喜地说：“先生，学生读了《四书五经》，研读了《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兴趣广泛……”
   梁启超正兴致勃勃地说着时，只见康有为在冷笑着摇头，他善于察言观色，就打住了话。康有为见他自己停口不说了，才笑了笑说：“你书是读了不少，可惜都是读了些没有用的废纸罢了，可惜大好光阴，只读了些陈腐无用的书。用于济世就只能误国，用于修身，就只会腐朽。”他接着大谈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得大帝拓疆，这些都是梁启超闻所未闻的东西，梁启超听着听着，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康有为说完，就从书案上，拿起一迭文稿，甩在梁启超的面前，他一看封面，是一迭《人类公理》。他对梁启超说：“你先读读这个吧。”这就是康有为后来的《大同书》的初稿。在康有为的这部书中，将公羊氏的三世说、佛家的慈爱平等说、西方的博爱平等人权说、乌托邦的片断、欧文和傅立叶等的空想，像是揉面团一样，揉在了一起，提出了“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他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他还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人们都“发扬不忍之心”，不以“铁血之苦”相对抗，则“此事甚易”。梁启超一读完这本书，就被康有为牵着鼻子，带进了一个世外桃源。心里想，这个弟子之礼行得不枉。从此，梁启超就跟在康有为的后面，亦步亦趋，跟定了这个先生。
   谭嗣同也是个小字辈，但他父亲却是一个封疆大吏，当过巡抚。谭嗣同是浏阳城里的人，算是与文廷式只是隔着一个县的同乡。为人豪爽，重义气，他不只是在文人中交朋友，就是在江湖中的朋友也不少。他年纪最小，胆子却最大，学着江湖朋友讲尚义，要是他认准了的事，认准了的人，就是把脑壳给人家当凳子坐，他也心甘情愿。
   一同进来的还有一个浏阳人，名叫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他与谭嗣同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两人手牵着手走在最后。
   这一行人进来后，康有为的屁股还没有沾凳，就着急地说：“文大人知道最新战况了吧？我等是刚才听徐大人说的。徐大人，请你再说给文大人听听吧。”
徐世昌拘谨得多，他稍稍离座躬身说：“下官也是刚从袁世凯兄弟的来信中，略知一二的。他奉派在九月出山海关，往沈阳转运粮草军械，才到九边城，日本军已经过了鸭绿江，淮军败退，日本军就陷了安东，接着九连城失守，转到新民厅。”说着他就从身上掏出袁世凯的信来，展开信念：“平壤一溃，兵无战志，亦不敢启齿言归，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惜亦无可说，京堂大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念过一段信后再说：“如今日本军已经占了辽东，祖宗发祥之地一失，将有危国体。”他住了口，端起茶呷了一口，这才发现大家都在瞠目结舌，看着他侃侃而谈。
   文廷式气得把手在茶几上一拍，震得茶盏与盖碰得叮当作响，连茶水都贱了出来。他大声嚷着说：“小日本也大猖狂了，我堂堂大国，之所以会被小日本欺负，就是那些权官无能。李鸿章还老是去求俄国人、美国人从中调停。这些洋鬼子还正巴不得来火中取粟呢，都想从中渔利，那里会管我大清的死活。可恨，可恨，真可恨！”
   康有为也怒不可遏，不管斯文地说：“这真是大清二百余年来的奇耻大辱，真让天下人都心痛。国辱还只是才开了个头，从此外国人都会更加觊觎中国。中国将会被瓜分豆剖。边民被蹂躏和杀戮，国家将被瓦解。当今之计，就只有像当年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像齐公失国逃莒时那样，发愤图强。再不要粉饰太平了。慈禧还筹办六十大寿庆典，还作太平盛世的美梦。我们就只有学日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要维新，要学彼得大帝自强。皇上正值彼得大帝的年纪，正好自强不息。”
   唐才常却是冷静的说：“诸位，何必如此激昂，只怕是墙背骂知县，知县听不见啊！”他说完还嘿嘿地笑了两声。风言风语地说：“时髦呀，时髦！正如严复大人所说：当今之世，随声附和，不出于心者有之。见东西洋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者有之。以为彼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者有之。极守祖宗之法，拒行新法，不欲列举一事，为彼也有不知不能者有之。真是好笑。毛举糠秕，附会经训，强唇杆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翁们，郑声乱稚，乡愿乱德，仿其貌而无其心，真天下一绝也。”
梁启超插话说：“唐兄，话讲远了，先就事论道吧。我等都是布衣臣民，文大人、徐大人可都是朝廷命官啊！尤其是文大人，还是侍读学士，常出入内宫，就可将这些话带给当今少壮英明的天子知道。”
   唐才常好像是要弥补前说，赶紧补充说：“还是梁君说得有理，若文大人捉笔一呼，定会振聋发聩。”
   文廷式虽是书生，这时却正在血气上涌，站了起来说：“好，下官不才，只捉笔起个草稿，痛陈李鸿章之失，恳请太后停办寿庆，挪经费为军饷，痛击倭寇。只要众志成城，何愁不可大获全胜。下官就是丢了这个顶戴，也是不足惜的。”他转向徐世昌拱手说：“还请徐大人一起联名上奏，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我辈尽责的时候了。”
   徐世昌一听，先是一惊，马上就沉静下来说：“谢文大人对下官的抬举，下官当然会附奏。不过下官认为，若能请翰林院诸君都能附奏，岂不更有份量！就凭文大人的声望，只须在翰林院一呼，岂有不一呼百应之理。”徐世昌到底老成精明，若不附奏吧，显得无爱国正气，也没有君子的气概，将会不耻于朋友和同僚。要是因上奏触犯了上怒，又怕丢了好不容易得来的乌纱帽。他可是家境贫寒，本来就是靠袁世凯帮助，才有钱进京考中的进士，他闲赋在家是过不了日子的，吃饭要紧，只有吃饱了才能爱国忠君。
   文廷式倒认为徐世昌为他出了个好主意，信心更加十足地说：“好，就这样办。”大家也都点头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