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民衣冠南下,带着中原的先进文化，跋山涉水、辗转迁移，侨居，返迁，再转移，以至他们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千百年来远播、漂流、漫游，客家在行走中远避险恶灾祸，在长途奔徙中选择生活空间，在不停往返中开创基业，铸造辉煌。善于行走、擅于流转成了这一优秀民系的生命存在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客家先民为避战乱和灾荒，以求生存和立足，曾出现过多次的由北南移。如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叛乱，形成藩镇割据，长期战争频繁，中原城乡残破，百姓死伤流离。相对安定的江南，则成为逃难者的目的地；再以后，又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朝统治者对农民军进行疯狂镇压，大范围的战争持续多年；而朱温反叛农民军，随后篡夺唐室，杀戮十分惨烈。加之梁、唐、晋、汉等小朝廷的反动统治，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异常严重。为此，接连出现的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的战乱破坏，引发中原汉族人民（即客家先民）多次大量地向南方迁移，出现北方人口锐减，江南人口剧增之变化。从《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各州户口数字中，便可得到具体的证明。江南、湖南、剑南、岭南四道合计127.8万余人，超过了北方；江南一道超过全国总人数的1/3，是密度最高的区域。人口重心向江南倾斜的发展趋势，在宋代继续存在。许多人口迁入江西的史实，在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许怀林所撰《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一文中已有记载；而不少江西居民如廖、钟、温、古、罗诸姓迁移至赣、闽、粤的史实，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也已经列举。由此可见，于唐后期开始陆续迁入赣闽，以及由赣迁入闽粤的中原汉族人，因与后世的客家比较接近（即从客家语言角度来衡量）故可以看作是客家的先民。就这样，客家先民自中原衣冠南下,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披荆斩棘、历尽艰苦，进河滩、渡江汉、逾钱塘，转徙南疆，渐而闽赣、越五岭、入东粤，迁移——侨居——再迁移——再侨居，最终定居于闽、赣、粤山区，并保持汉唐文化。至明清时代在这里形成自己的民系——客家民系（当然，判断其客家形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的重要依据，除方言之外，还有聚集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众多户口数量、小盆地农耕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风俗习惯和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中所产生的共同性社会行动。因限于主题和篇幅，这些便不展开来说，点到为止）。由客家人定居的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均属多山密林区域，交通闭塞、偏僻冷清。这里的封建统治力量薄弱，且远离政治中心，受冲击小，山高皇帝远，相对安定。故既是躲避战乱的安全境界，又是愤起反抗官府的人们之聚集点。此外，这里山林聚木，形成无数溪流，赣江、东江、北江、九龙江的上源大致集中于此，大小溪流在山谷中穿行，形成了无数个大小不等的盆地，也是无数个适宜农耕的小天地。山峰环抱的小盆地可以种植、狩猎、饲养、采集，其谋生条件较之战乱、灾荒频频的中原平川无疑较为优越。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寻找并最终选择了赣、闽、粤这块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自己的民系。然而，这里的地理环境生产容易复苏，却不利于大范围的经济交往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之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和原地循环的简单再生产之局限与经济暨人口发展需求的矛盾，以及外来经济的诱力，许多客家人为谋求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或在原客家聚居区不断向山顶开垦，或经营新的小盆地，或举家迁徙远走他乡，不断地从其客家祖地流转、播迁海内外，继而过台澎、迁粤西、去湘川琼贵，甚至出门过蕃、跨洲越洋，分布于广东中部、广西、四川、湖南、海南、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故有言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客家先民的南迁，不仅有上述实际动因与情况，还有其每一次大规模南迁的实在背景。首先，两汉以后，江南经济的发展为中华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南方优越的发展条件与生活环境又对处于动乱环境中的北方居民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加之北方的割据、王朝的频频更迭，逼使北方土族南渡，更从政治与经济上确定了华夏重心南移之格局。原居于北方的汉民族南迁反映的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且成为构成这一趋势的重要内容；其次，有识者审时度势、避凶趋吉，在汉族人民“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毅然南迁。这既是人类自身“种”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能选择，又是明智者顺应潮流、保国利族的自觉举措。在明智者的带动下，南迁者于是如过江之鲫，一呼而百应，遂成为由“司豫流人”、“青徐流人”组成的南迁大军，开始了中国移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主南迁行动……再者，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强烈也是最实际的需要。“安土”首先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当“安”受到威胁时，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迁移，另觅生路的问题了。由此看来，“安土”与“重迁”实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汉民族的人生哲理宝库中又还有“树挪死，人挪活”一说，经典中亦有“穷则变，变则通”之古训。由此可见，“重迁”并非不迁，而是不轻易的迁，将“迁”与个人、家庭、宗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之后才作出抉择。正是上述诱惑客家人外迁的“拉因”和促使客家人再向外播迁的“推因”，又驱动着客家的新一代远行。而这种迁徙、流动的客家文化，又被世人称之为“东方的吉普赛”。

　　二

　　绝大部分来自客家子孙朱毛红军，继承发扬了先民的善于行走、擅于流转的基因，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圣经。以至在反对敌人军事围剿战斗中熟练运用的“诱敌深入”、“七百里行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千里回师”、“避敌主力”，将敌人牵在根据地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双脚行走中选择克敌致胜的条件，大步进退中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数百年来，客家这种迁徙、流动的文化，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毛红军的运动战术中得以传承和张扬。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了一个正确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先后举行了1927年8月1日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从当时全国范围看，革命尚处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失败。身为“秋收起义”领导者的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准备发动“长沙暴动”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他冒着将会被加上“逃跑”和“机会主义”的罪名，以极大的勇气，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面转向农村，毛泽东毅然带领农民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在山由转圈子。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剧的新局面。

　　为了回避敌人的“三省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走”下井冈山。向广大的客家区域赣南闽西进军。

　　红军在客家人区域中如鱼得水，还是凭红军战士的一双腿，运动、游击了敌人。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剧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创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3次反“围剿”战争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其中千里回师、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至今为人们叹为观止。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东固附近的小布镇召开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手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毛泽东、朱德正是运用这幅对联中提出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

　　这年10月，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10万人的大军南下，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指出，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刚刚进占龙冈的张辉瓒，由于红军行动迅速，根据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根本不知道红军已逼近龙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50公里之外，于是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不料顷刻间成了瓮中之鳖，全军覆没。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在山中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被红军战士搜抄“活捉”。

　　第一次大“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不久，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了达到“3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目的，这一回，调集了20万人的大军，比上一次增加了一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只有3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大“围剿”呢？毛泽东、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打法。

　　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连续取得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战斗的胜利。自5月16日到31日，短短半个月，红军5战5捷，横扫350公里，从江西赣江之滨一直打到山色秀丽的福建，歼灭敌人3万多人，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获胜后的毛泽东又兴奋地填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其中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红军战士硬是用双脚跑了七百里，横扫千军。

　　在第二次“围剿”失利不久，1931年6月，蒋介石便带着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的一批军事顾问，气急败坏地驾临南昌，开始部署新的“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亲自出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调来5个嫡系师担当主力，比第二次“围剿”又增加了10万人，大有踏平苏区之势。以3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围剿”3万装备很差的红军，蒋介石认为必能马到成功。可是，他们东奔西走，转战近月，却处处扑空，找不到红军的影子。红军主力哪里去了呢？原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时，红军还在远离赣南的闽西、闽北分散活动。毛泽东、朱德为了避开敌军主力，毅然决定向南实行千里迂回，先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后背。7月28日，红军主力抵达兴国西北部的高兴圩，完成了“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红军战士在大热天急行军。步行千里，又把敌人引到根据地来消灭。

　　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将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和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演绎到极致，使其更加张扬和凸现!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三

　　长征二万五千里。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客家子弟兵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历尽艰险，突破生命极限，用客家人特有的铁脚，一步一步将“红色政权”扛过雪山草地，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客家人流转迁徙的特质，为毛泽东创造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就神在用脚调动敌人，用脚打仗。他誉“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原则运动战的“得意之作”。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在朱毛红军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略转移之“四渡赤水”中，得到了更为精彩的凸现与张扬!如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00余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朱毛红军曾试图利用道路两边的山谷地带及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之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之追兵——川军郭勋祺师进行围歼，这场由毛泽东提议，经红军总部决定的战斗，就是土城战斗。28日，鉴于各路国民党军队正朝土城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由毛泽东提议召集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会议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其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之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2月8日，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迁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别以茅台附近三个渡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20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朱毛红军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尔后，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则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进入云南后，红军又趁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敌军空虚之机，以最快的速度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天险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7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就这样，在毛泽东“不要会打仗，就要会打圈”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主力临危不乱、沉着应对，通过采取兜大圈子和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作为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以及传承客家迁徙、流动文化暨张扬运动作战方针之经典，则永远地载入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

　　此外，红七军由广西突围后绕道千里转战江西赣南暨中央红军在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中（尤其是遵义会议后）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牵着敌军的鼻子走，最终突出重围；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开辟抗日的敌后战场；毛泽东率部转战陕北，以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我军的南征北战，最终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进攻中决定性的胜利；东北战场我军避敌锋芒，诱敌深入、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林彪挥师四野挺进东北、决战辽沈、会战平津、进军中南、解放海南等等，无一不是客家迁徙、流动文化的张扬与凸现!

　　从攻打城市到进军农村，从湘赣边界转移井冈山，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从中央苏区瑞金转战陕北延安，从延安挺进豫、鄂、粤敌后，从东北挥师海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朱毛红军在那漫长的艰难革命战争岁月里，正因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作出抉择而不断地适时大进大退、迁徙远征、转战南北，寻找更为理想的落脚点，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赤色红色政权，并在远征、迁徙的过程中善于选择战机、发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脚板底下出胜利”成了红军的作战经验。毛泽东甚至用洗脸的毛巾擦脚。他幽默地说：“不能怠慢了脚，脚比脸重要。”客家人流转迁徙的特质，为毛泽东创造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就神在用脚调动敌人，用脚打仗。他誉“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上的“运动战”得意之作。

　　客家子弟兵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历尽艰险，突破生命极限，用客家人特有的铁脚，一步一步将“红色政权”扛过雪山草地，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送到了西柏坡，送进了北京城。最终推翻蒋家王朝，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