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不是山，在四川成都周围也没有哪座山叫东山。金堂淮口镇白塔寺中藏有一通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的古碑，碑刻“东山白塔寺”五字，可见东山在明代便已有之。清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一书中写到：“成都系平阳大坝，并无大山，东路之山起于五十里简州之龙泉驿……近城一带之凤凰山、东乡之东山，皆黄土小坡。实非山也。”地理学上，成都海拔490余公尺，东山磨盘山586公尺，龙潭寺522公尺，莲花堰509公尺，塔子山501公尺，杨柳店514公尺，凉风顶543公尺，高店子533公尺，它们自北向南形成了一条丘陵线，将成都平原与东山隔开。因此，所谓东山，其实是成都以东的一片丘陵地带；而自清代以来，东山成为客家居住区，成都人便用东山借指客家人，东山又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现在的东山地处成都、华阳、新都、金堂、简阳之间，包括洛带、十陵、义和、同安等25个乡镇。

　　明末清初，成都平原地广人稀，平原沃土尚无人居住，更别说东山了，加上东山土壤以黄泥为主，“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土质黏重，遇水粘滑，天旱时又坚硬似铁；东山少水，井也少，经西河场、石板滩流向金堂的清水沟严格说来只是沟渠，无法起到灌溉之用，纵使都江堰的汩汩清泉似乎也难滋润到这片桀骜不逊的土地。

　　清代初年，一支落败的义军被清王朝安插在了东山，这或许是历史上东山第一次出现在了朝廷大员的奏折中。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十月，张献忠率十万义军进攻四川，并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攻占成都。两年后，清军入川围剿张献忠，围剿并未花费清军太多时间，然而，如何处置众多归降的义军士兵，却令大清王朝大伤脑筋。后来，清将刘金漠向朝廷建议将归降的义军安插在成都东山屯田，自给自足。这项提议得到清王朝的首肯，一来东山贫瘠，荒无人烟，将义军安插在这里，颇为放心；二来大清王朝对这些曾经的虎狼之师仍心存芥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自然希望其自行消亡。

　　昔日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义军士兵来到了东山，征战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放下刀剑，拿起锄头开荒耕种，安静的东山慢慢变得喧嚣起来。然而，年复一年的耕作与单调的生活使士兵逐渐失去了青春的韶华，战友一个一个死去，死亡与离别笼罩了整个东山。新都三河乡有座叫三都司的小庙，供奉着张、毛、李三位都司，小庙土墙茅屋，十分简陋，香火却极兴盛。笔者在三河乡走访时，问起当地客家人三都司庙的来历，旁边一户客家人说，祖传小庙供奉的是三位明朝都指挥使，一个姓杨的客家人当年从广东将三都司的神牌背到了东山供奉。其实，明代并无都司一职，都司是清朝的四品武官，四川总督李国英也曾建议清王朝在成都增设都司，或许，正是那些士兵们修筑了这座简陋的小庙，追忆戎马一生的生涯与死去的战友。这以后的东山，却又沉寂下来，直到客家人的到来。

　　晚清年间，成都秀才李伟生来到东山，此时的东山却已是另一番光景。在《过西河场》一诗中，李伟生写道：“芳郊三十里，花外拥乡场。谷口望瓴脊，街头闻布香。土音操闽粤，春事话蚕桑。感此西河义，风诗教泽长。”李伟生是经成都牛市口出发，东行30里到了西河场，沿途风景秀丽，见到了不少别致的客家小院，客家人在门口操着乡音谈论农事，街上飘着染制土布的香味。此时，客家人已跋山涉水来到东山，东山重新喧嚣起来。

　　公元1690年，康熙帝在北京颁布《入籍四川例》，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事实证明，这道圣旨对战后四川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圣旨的鼓动与土地的诱惑下，邻近四川的湖广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得良田沃土，待到客家人入川，只剩下诸如东山等丘陵地带了。所幸客家人并不气恼，东山丘陵与故土地形相似，反而能驾轻就熟；再者，历史上客家人不断迁徙，几乎每一次迁徙，成群结队的客家人为争夺土地、河流，皆要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械斗事件时有发生，后来，客家人逐渐厌倦了动荡的时局，他们更乐于居住在穷山恶水之间，坚守自己的传统与文化，怀念昔日那阔大的府第式建筑和发黄的线装书中弥漫的书香气。

　　客家男子在东山挖塘蓄水，耕作庄稼，女子则在家中用古老的织机纺织土布，圈养家禽，虽然艰辛，倒也自得其乐。面对强势的四川土著与先入为主的湖广人，为了在当地站住脚，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今天的洛带古镇尚有不少客家四合院，一般正房三间，左右各有厢房一间，下堂屋还有房屋三间，又称“硬八间”，随着人丁不断兴旺，还可以在左右再增加房间，既彼此照应，又各自独立。这种族居文化后来甚至影响了东山的地名，诸如李家坝、林家湾、钟家营、廖家祠、谭家庙、冯家老房子、黄家烧房等地名便打上了族居的印记。

　　旧时简阳与成都的货运，大多经沱江而下，经金堂五凤溪到成都，客家人素来有重贾的传统，瞅准商机，将商路引入了东山，这条商路的中心，便是古镇洛带。洛带虽地处丘陵，旧时交通却颇为顺畅：商贾从洛带古街下场口而下，经石灵寺、赖家店、多宝寺、跳蹬河到东大街、椒子街，便能直通成都；从上场口老街而下，经三道财神、清灵寺、万兴场，可至五凤溪，全长25公里；而从清灵寺经万兴场、止马店、周家场、养马河到石桥铺，一路便走到了东大路。如此一来，洛带便成了简阳至成都这条贸易通道的中转站，内江的糖、资阳的酒、烟、五凤溪的盐、油，成都的粮食、油料等物资，络绎不绝，都是经由洛带而往来，这才有了“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镇子场（洛带），装不满的成都府”。

　　2007年春，笔者在金堂五凤溪走访，听当地老人说，简阳商船经沱江而下，停靠在五凤溪码头，尔后经山路转道，运至洛带。过去苦力聚集在五凤溪，远远望见商船来了，便一窝蜂跑上码头抢生意。在商路的刺激下，贫瘠的东山反而成为商贾的新宠，民国年间，一些原本住在城里的湖广人、江西人也来到洛带经商，一时间，洛带米市、布市、柴市、酒市、盐市、果市、菜市无所不有，远近闻名。移民纷纷修筑会馆，这些会馆经历了百年风雨，至今仍讲述着东山的商路故事与穷山恶水间的财富传奇。

　　事实上，洛带只是东山的一个缩影，除了洛带，东山的西河场、廖家场，皆因客家人而兴；东山又是四川的一个缩影，诸如黄龙溪等古镇也是由于客家人的到来，成为繁华的水陆码头。在许多人眼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其实从古至今，平原内的众多丘陵一直未得到合理开发，直到客家人的到来才有了人烟。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湖广人改变了四川城市，客家人则改变了四川乡村”，理由很简单，当你问起身边成都人的祖籍，听到的答案往往是孝感；当你开着车走出城市，你便会看到一个个客家乡村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客家人。（文/萧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