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按前代乡举，地方设宴以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同治星子县志》载：“周制宾兴之典，论于乡日秀才，升于司徒日选士，升于国学日造士，诏于王而论辩于司马日进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宾兴之。”这时的“宾兴”还不是一种组织，也没有助学之意，只有表彰和劝学的涵义。“宾兴”演变到一种具有助学意义的组织——“宾兴会”是从清代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从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没有发现清以前有关“宾兴会”的记载)。

    下面，以道光年间新建县所立的“宾兴会”为典型，就有关该会的会费来源、管理、助学具体规定及作用几方面加以阐述。

  一、“宾兴会”的产生及会费来源

    清道光辛卯年(公元1881年)，大水为灾，举人北上进京赶考的路费筹集艰难。当时任陕西观察的乡贤程憩棠听说后，非常同情他们的困境，慷慨地捐出白金600两。次年壬辰，又捐出了白金600两以资助举人应考的费用。癸已年，也是如此。这样就开创了新建县私人助学的先例。

    从乙末年到辛丑年(公元1835—1841年)，该县的地方官吏先后捐资，并且原隶本籍的外任官吏也纷纷捐资助学。参加科学考试的费用问题立即得以解决。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还没有完善的组织和定规。为了从长计议，程憩棠捐钱18000缗，建立了“宾兴馆”。得到众多乡绅的赞同。作为创始人的程憩棠及其他资助者虽然都是清朝地方官吏，但他们的助学行动都是自愿的，并且都是以个人名义捐款。在他们带动下，地方人士广泛支持，有关助学的决定权也掌握在公众手中。这在以后有关该会的具体助学规定中，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是个民间性的组织。创建“宾兴会”，就需要有严密的经费管理制度，以保证该会的助学工作。

    二、“宾兴会”经费的管理

  “宾兴会”将所有经费分别交存给省垣五典，与之订立合同。各典领取同数的本银。各自设立该典图记、银摺，写明本银数目，每月按8厘行息。典商每年分5月、11月两次赴公局交纳息银，交纳息银的数目也登在银摺上。该典商领取的原字据归专责管事收执。该管事不得预期支取息银和私自挪用本银。该典商也不得逾期延长交纳息银时间和私自挪用本银。如有违犯者，公众送县追赔。

    省垣五典，如果有歇业或更换业主之事，必须通知本会，其换主者将原典银摺付还，换立新典商的图记、银摺，交会中首事收执。原典不得拖欠本银、息银，以致贻误会费。如无人继续顶开，立即将原领本银、息银，平均分派到其它各典，通知公局将各典各摺一齐付还。另在各典立新图记、银摺、按照平均摊派的本银数载明，接连行息。不许歇业之典稍有拖欠，以致连累平均摊派的各典。各典也不得推迟和拖延或稍有拖欠本银、息银，以致贻误公费。原存诸典中，如有扩充业务增开新典的，如公局存有公费，足够付本银数目，就照原开各典本银数，一样交领。

    当时省垣五典的字号是：惠内塘塍上颐源、广内带子市晋源、章内西大街瑞麟、德内中大街谦源、永内东大街吉泰五典。合领本银1万两正，每典各领本银2000两正。都是成色十足的镜纹。每年息银按照本银成色交兑。

    各典的银摺，公议交附近乡大殷实户收存和经管，首事需要用时，令适当人接送。但此时，仍姑且交程行恕、程丽中二堂收执。

    可见，当时“宾兴会”经费的管理是十分严密的。可以说是职责分明，各司其事。也正是由于这种严密的经费管理，该会才能得以长期存在，成为有章可循的、名副其实的一种组织。

    “宾兴会”实行这种管理，目的在于实现它的宗旨——助学。这也是当时该会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

    三、“宾兴会”的助学规定

    文举人进京参加会试，每人例给盘缠银20两。但要有府台衙门的证明书才同意发给。其本人领银的字据由公局保存，以备核查。给发的日期，定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应试者还可发给卷价银20两，先由公局在发盘缠银时，给一张发票。等三场考完后，公局按照发票付银。考员的养家费用不能与盘缠银时同时支取。

    举人会试后，由于未中试而留在京城，等候参加第二次会试的，仍旧按照由家进京的惯例，发给路费和卷价。有在京城任官和候选顺便进京，参加会试的，只给卷价，不给路费，以示区别。

    武举人进京参加会试，每人同样给盘缠银20两。同样要有府台衙门的证明书才同意在两个月内发给。

    由本籍考中北闱举人的，按照考中本省举人的待遇，一同发给费用，也凭府台衙门的证明书为准。

    本籍考生而借他籍参加乡试，或参加大兴宛平籍的乡试，这样就不能算是本籍名氏，不给考费及会试的路费和卷价。如通籍后，请回本籍参加考试，照旧发给费用。

    异籍，不合条例的考学，一概不准加入申请。其中有呈请加入本籍，并查明有原籍的除籍证明的考生，照例允许该考生参加考试，不过一般只准投考，不给卷价、路费。但如经研究，公认同意捐助该考生，也可一同发给考费和会试路费及卷价。

    文、武举人有领取费用而不进京考试的，就近追回；远离此地的，于下次进京会试时扣还。但或遇中途发生意外事故，以及临行时不能前往的，不包括在其内。本乡一同参加会试的考生，要互相检查，及时反映，不得包庇、推诿。

    因会试有的3年一次，有的3年二次，所以在无会试之年，考生应将息银再交还给公局，以生息。并另立银摺，以便监督、核对。

    经手管理公局的首事，公议由上下乡共推3人承担，互相监督、核对，年终将一年收取、支付情况和生息情况，结算出清单，张贴于考棚，以示公示。

    息银规定5月份收取，此后公众再酌情商议行息多少，以补11月份举人应试费用的不足。优贡、拔贡进京应试，公议给盘缠银12两。

    除此之外，“宾兴会”还有其他的经费支出。如：首事每年的车马费、伙食费，每位共给银10两正。公局的银摺，令考棚看守接送，给盘缠钱12千文。其他给看守及首事的工资，在考棚发给。

    各项公认同意的开支，由首事在考棚、好义祠等候发给。定于11月21日至12月10日止。如有逾期领取，在首事公馆面领。20日内茶水、点心等费用，共给银3两。

    由以上这些规定可知，“宾兴会”的经费绝大部分直接用于考生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费和卷价，其余少部分，也都是用于与此有关维持该会所必需的开支，以支付工作人员报酬，目的还是更好地为助学服务。各项规定公平合理，考虑周全，详细具体。毫无疑问，该会确实是个私办的健全的助学性组织，助学的决定权又放在公众手中。

    科举制度从隋朝设科取士以来直至清末，作为培养和选拔封建社会人才的根本制度，对国家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发展到后来，考试的内容日趋陈腐空洞，完全失去实际意义而流于形式，弊端百出。从广义上说，维护某种制度的某种组织，它的社会作用如何，取决于它所维护的制度的性质如何。

   “宾兴会”——作为维护科举制度的一种组织，也不例外。随着科举制度性质的变化，它的社会作用也随之改变，有着“正——反——正”式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而产生不同的作用。从狭义上讲，“宾兴会”——一种民间性助学组织，它的存在有不可否认的深远意义。这种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并不会随着科举制度的消失而消失，这种形式对后世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即使从现实生活来看，由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光靠由国家办教育，是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的。这样，民间或社会集资办学形式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当然，如今的“办学”与当时“宾兴会”的“助学”是不同的，但两者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虽然两者对“人才”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性质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但其形式都是“民间集资”。从“集资办学”是否可依稀看到“民间助学”的影子?

                                                  （本材料由胡松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