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三年（1569年），析信丰之潭庆半堡（今岭北镇迳脑、龙头），龙南之高砂堡（今老城镇、岿美山镇）、下历堡（今历市镇，不含中沙、仙岭、修建、杨梅和车步）、横江堡（今历市镇中沙、仙岭、修建、杨梅和岭北月子），安远之大石堡（今鹅公、镇田、天九镇之五户、横山、油田、九曲）、小石堡（今龙塘镇）、伯洪堡（今天九镇，不含五户、横山、油田），置定南县，县治高砂莲塘镇（今老城圩），隶属赣州府。因其地处江西最南端，扼江西、广东咽喉，“岭表之所谓长治久安实赖其他”（《定南厅志》），故名定南。据《今县释名》，以南下剿匪，故名。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定南改县为厅，将赣州府同知移驻定南，为赣州分防府定南厅。 
　　民国2年（1913年），定南改厅复县。民国3年（1914年），定南县属赣南道。民国15年（1926年），废道存县，定南县直属于省。民国20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为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需要，将定南划为安全县，直属陆海空司令部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领导。民国21年（1932年），定南属第十三行政区。民国24年（1935年），定南改属第四行政区。 
　　1949年8月，定南解放。先后属赣西南行政公署、赣南行政公署、赣州专区、赣州地区、赣州市。 

                    “红军身份证” 见证历史

近日，定南县一位文物收藏爱好者谢锦先向记者展示了一件革命文物——“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

    这枚证章为铜质，圆形，直径约 38 毫米，厚约 2.5 毫米，重 27 克，正面有一个直径 24 毫米的圆圈，内镌有紫铜底色的红五星，红五星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铁锤图案。外圈为深蓝色，上方自右向左印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字样，前后各有一个小五角星；下方自右向左印有“外出证章”字样。证章背面有“彭德怀、滕代远颁”字样。

    [ 同期声：收藏爱好者 谢锦先 ]

为此，记者来到县档案史志局，请教相关人士。县档案史志局局长任建群认为，这枚政章的年代应该是在 1932 年到 1934 年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团改为第三集团军期间。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复出前夕巡南国:赣南行(1)

　重返赣南情悠悠。邓小平望着那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积存胸中数十年的心愿。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他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

 

　　从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到1972年羁旅南昌郊外，38年过去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赣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令他魂牵梦绕。

　　回京工作已成定局，邓小平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屈指可数，必须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

　　1972年12月5日早晨，伏尔加轿车驶出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后，坐在车上的邓小平，就巴不得早点到赣南。谁知下午4时许在快要进入赣南境内时，却因公路塌方给堵住了，而且一堵就是近两个小时。随行的黄文华不让他下车，他只好坐在车内闭目凝思。

　“嘀嘀-前头响起汽车喇叭声，惊醒了沉思中的邓小平。他睁开眼睛。站在车旁警卫的省公安厅警卫处干部李树林，将脸帖近车窗告诉他：路通了，可以走啦 ！

　　快到下午5时了，离赣州还有70多公里。汽车加快速度朝前驰去……夜幕降临,赣州城内早已灯火间烁。

　　赣南宾馆一号楼前，赣州地区在家的党政军领导李铿琛、崔永明、许长江、徐从忠、王治中等同与，以及赣南宾馆的负责人，仍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从下午4时起，就在宾馆一号楼前等待邓小平夫妇的到来，已经等了3个小时。

　负责邓小平夫妇在赣南参观期间安全警卫工作的黎新泉，心中更是焦急。

　昨天，他奉命紧急出动，赴于都、瑞金、会昌等县布置接待任务，今天清晨才赶回赣州。他生怕误事，对邓小平夫妇下榻的宾馆一号楼周围的安全和房内设施，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赣南宾馆一号楼，据说是13年前专为迎接毛泽东重返赣南建造的，可是房子建好后毛泽东没有来，这次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这里。

　　大约7时左右，宾馆大门外终于驶进来两辆小车。一辆草绿色吉普在前，一辆灰色伏尔加车在后。等待的的人们心中一喜："小平同志来啦！"是的，来的正是邓小平夫妇！

　　汽车驶至一号楼前停下。车门打开，邓小平从车上下来。只见他头载灰色鸭舌帽，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旧皮鞋，略带黝黑的脸庞被灯光一照微微闪着亮光，一看就知道他身体很健康。

神态端庄的卓琳，也从车上下来。　崔永明、李铿琛等凶上前去，和邓小平夫妇热烈握手，连说："欢迎老首长到赣南来！"

　　寒暄之后，信永明请邓小平夫妇在一号楼东套间住下。　稍作休息，邓小平夫妇便由地区领导陪同，去餐厅用晚餐。

　　晚餐后，地区领导请邓小平夫妇来到一号楼右边的会客室，一边喝茶休息，一边向他汇报工作。自然，汇报的内容限定在省委领导规定的范围。邓小平只是听，时而点点头，没有表态。

　这一夜，邓小平夫妇休息得很好。按原定行程。12月6日从赣州赴兴国县参观。兴国是当年苏区的模范县，也是有名的"将军县"。1931年7月13早日，邓小平的老战友、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湘赣苏区东渡赣江，到达兴国县城，受到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七军在兴国休整了七八天，军政治部还在兴国创办了《火炉》杂志。10天后，红七军从兴国移驻于都的桥头，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未曾到过兴国县，但他对兴国县的工作是了解的。他任《红星》报主编期间，还多次在报上表扬了兴国。他对这次能去兴国看看，十分高兴。

　　早饭后，大约8时，他们从赣州出发。黎新泉乘坐一辆"嘎斯69"在前头开路，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仍乘伏尔加走在中间，陪同参观的崔永明和警卫李树林乘坐北京吉普断后。

　天空仍阴深深的，没有风，也不下雨。从赣州到兴国82公里，3辆汽车扬起滚滚黄尘，仅用两个小时就到了兴国县第二招待所。

　　中共兴国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部长郭启祯等县里的领导，早已在招待所门口迎接。

　　"老首长，一路辛苦了！"看到从伏尔加车上下来一位头戴鸭帽、个子不高的老同志，不用介绍，郭启祯就知道是邓小平。他赶紧上前问候。　　邓小平握住郭启祯的手说："了了心愿。我们终于来到了兴国。"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招待所的二号房。这幛平房建于1959年。据说，当年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庐山会议"，原通知说毛泽东会后要来兴国，县里便赶造了这幢房子。可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来。

　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谢恒恒挑着一担水进来，请邓小平夫妇洗脸。卓琳连忙笑眯眯站起来说："辛苦您了。打水洗脸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谢恒恒又转身从外间端来一盘金黄的兴国甜橙，热情地说："老首长，这是我们兴国的特产，当地人叫广柑，很甜，请你们尝尝。"说着，剥开一个递给邓小平和卓琳。

　卓琳接过来尝了一瓣，连连点头称赞："不错，很鲜甜，很好吃。"

　邓小平也尝了一瓣，感到有点酸味，对谢恒恒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的牙齿最怕酸，吃了酸东西就吃不下饭了。”说完他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放下广柑，邓小平伸手朝口袋中掏香烟和火柴。谢恒恒望见，赶紧从茶几上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中华烟递上前去。邓小平摇摇手说：“我的烟瘾很大，准备了香烟出门，而且习惯抽自己的烟。你们不必为我摆烟了。你会抽吧，来一支!”

　　休息了一会儿，已近中午11时了。陪同的崔永明和郭启祯请邓小平参观“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和文昌宫。邓小平和卓琳欣然前往。

　　“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是为宣传毛泽东在兴国的革命活动而建立的。展出的内容，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这当然是个人崇拜的产物。邓小平参观时不要别人讲解，从头到尾仔细地观看着展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份图表和说明，有时在一张照片面前停留好几分钟。整个参观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观看，表情严肃而又平静。

　从纪念馆出来，他们又前往“文昌宫”参观。

　“文昌宫”是兴国名胜“潋江书院”内的一座建筑，位于兴国县城横街上。

　“潋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由门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文昌宫”建于清乾隆三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建筑精巧，风格古朴。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就住在书院的崇圣祠内。毛泽东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帮助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还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在文昌宫举办了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在训练班讲课。兴国的党员干部陈奇涵、肖华等48人参加了学习。毛泽东率红军离开兴国后，从1930年起潋江书院又成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令人遗憾的是，兴国解放后，潋江书院被废，改做县人民武装部办公用房，只有“文昌宫”尚保存原貌。

　　邓小平来到“文昌宫”，细细观瞻了一遍。“文昌宫”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幢房子，写满了“武装起来”、“扩大红军”、“二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苏区标语。邓小平望着这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参观完“文昌宫”，已到中午12时。他们回到招待所用午餐。席间邓小平却问道：“毛主席当年喜欢吃的那种‘四星望月’，你们现在还做不做哇?”　“四星望月”这道名菜，不仅毛泽东喜欢吃，连名字也还是他给起的。这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那是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次到兴国时，兴国县委领导陈奇涵等人，请他到县城的黄隆顺客栈吃饭。只见饭桌中央放着一只小巧的蒸笼，蒸笼里盛满冒着热气的米粉芋头和鱼片。蒸笼四周摆着4个盘子，分别是春笋炒肉片、红烧鸭块、豌豆肉丁和红烧豆腐。

　坐定后，陈奇涵请毛泽东提箸。毛泽东一边答谢，一边举筷夹起一块粉蒸鱼片放进口里，一尝，连说：“真辣!好吃!好吃!”陈奇涵连忙介绍：“这是我们兴国的传统菜，和你们湖南口味一样，又香又辣!”

　毛泽东问：“这么好吃的菜，叫什么名字呀?”　　陈奇涵一时答不上来，说：“没什么正经的名字。毛委员，你给取个名字吧！”　　毛泽东笑了：“哈哈!叫我取名?”说完，他举着筷子点点中间的蒸笼，“这个蒸笼圆圆的，放在中间，像是月亮；这四个盘子嘛，就像星星围着中间的月亮。对，就叫它‘四星望月’吧!”

　　陈奇涵一听，高兴得将筷子一放：“‘四星望月’，这个名字又形象，又好听，太妙了!”

　　从此，兴国的传统粉蒸菜，就有了个好听而又文雅的名字，成了兴国老表接待贵客的名菜。毛泽东对“四星望月”也留下了深刻印象。1961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时，兴国的厨师被请上山，为参加会议的同志专做这道菜。

　邓小平在庐山会议时才吃到“四星望月”，也是在此时才听说这个菜名与毛泽东有关系。虽然只吃过一次，却印象深刻，此次到了兴国，席间提起这道名菜，那是很自然的。

　　听邓小平提起“四星望月”，郭启祯惊喜地回答：“老首长，您也知道‘四星望月’?很抱歉，今天中午来不及准备，晚上请你们品尝。”

　　邓小平微笑着说：“客随主便吧。我问这道菜，是想起了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的深情厚意。”

　　晚餐果然上了“四星望月”。只是厨师们按照吩咐，少放了一些辣椒。“四川人怕不辣”。邓小平边吃边笑着对陪同的崔永明说：“这道菜‘偷工减料’了。”饭后回到房间休息时，大概是“四星望月”勾起了他的记忆，邓小平突然问郭启祯：“苏区你们兴国的人口是23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哩。当年苏区，你们兴国人在各个县都有人当干部，是不是这样?”大家回答说：“是”，都称赞他的记忆力很好。

　这天下午，县里还安排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和“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接着参观了长冈水电站。邓小平仔细听取了建站情况的介绍，询问了电站的库容量、发电量和灌溉、发电、养鱼、防洪等方面的效益情况。参观完电站，他还想到兴国东北部的画眉矿去看看。只是路程相距50多公里，时间来不及，没有去成。

　　回到招待所，郭启祯副书记将全县的工作向邓小平简要地作了汇报。像在赣州听汇报时一样，他只是认真听，没有说更多的话。

　　7日早餐后，邓小平要离开兴国了。县里在家的主要领导和招待所的同志都来送行。邓小平和卓琳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邓小平连声说：“了了心愿，了了心愿，我很满意。感谢你们的盛情招待。了了心愿!”

　　邓小平挨个地询问各类产品的价格，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沉默不语。

　汽车离开兴国县城，朝于都方向驰去。按预定日程，中午在于都县参观并用午餐，下午赶到会昌县。

　　头天晚上，兴国方面就已通知于都县委：“老首长经银坑到于都来。7日早饭后，于都县委派出两位同志驱车40公里，专程前往银坑迎接。县委领导同志则在县委招待所等候。

　　谁知前往银坑迎接的同志，等到中午10点半钟，也不见邓小平车队的影子。　　兴国至银坑只有46公里，按理说早该到了。迎接的同志估计发生了什么情况，赶紧调转车头赶回县城。待他们回到县招待所时，果然看见崔永明乘坐的北京吉普停在院子里。他们被告知：邓小平夫妇至今未到。大家的心禁不住悬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从兴国到于都有两条路：一条经银坑到于都，86公里，另一条经赣县江口到于都，95公里。3辆车出了兴国城后，前头引路的“嘎斯69”和中间的伏尔加车往江口方向去了，而崔永明、李树林乘坐的北京吉普车却往银坑方向而去。于都在银坑迎接的同志又只注意伏尔加轿车，没留心吉普车，以致没有和崔永明他们接上头。结果，崔永明他们到后，邓小平夫妇乘坐的汽车还不见影子。人们分析了情况，估计他们将从江口方向来。于是，于都县委又立即派车赶往江口方向迎接。

　　直到中午12点左右，邓小平一行才赶到于都。邓小平对于都并不陌生。当年，他的前妻金维映，曾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1934年10月，他又随突围转移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疑虑和苦涩。

　　下车。握手。问候。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原县公安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史迹，当然也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也是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介绍说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

　“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站在身旁的卓琳，看了他一眼，提醒道：“你不要多唠叨嘛!”　邓小平朝卓琳点头笑了笑。

　　在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下，转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领导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纪念馆工作人员连忙回答：“对，她叫阿金!”其实，在场的人都清楚，“阿金”就是金维映，就是邓小平当年的爱人。陪同参观的同志后来还回忆起，邓小平回到招待所休息时还说了一句：“你们县委有一位书记是女的。”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在人们的陪同下，乘车绕着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邓小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中午1点钟了。听说老首长爱喝茅台，县里事先派车到赣州要来两瓶，还要来了青岛啤酒。菜肴不用说是丰盛的，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炒猪肚尖，吃起来像笋片一样鲜脆。邓小平吃了不少。席间，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花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很感兴趣，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听了，不时点头赞许。

　　在于都，连参观带吃饭和休息，只用了3个小时。下午3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恋，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邓小平曾经工作和生活10个月的会昌县到啦！

　　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正因为他说话办事太实在，才被人戴上一顶“江西罗明路线创造者”的帽子离开了这里。如今，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只不过他这次回来，头上既没有顶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耀眼桂冠，也没有那种“大驾光临”的轰轰烈烈。然而，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心境坦然自在。

　　会昌县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县委、县人武部在家的主要领导，都前来看望老书记，给老书记敬酒。县里还特地请邓小平在招待所小会议室看《英雄儿女》电影。

　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

　　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亲自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那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毗邻苏区的白区实行油盐专卖，计口售盐。苏区军民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不惜流血牺牲，从白区购进一些食盐，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家只好到处铲地脚泥、挖老墙土，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容易害病。邓小平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谈”。

要是当年知道周田地下有个大盐矿，他说什么也会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现在听到周田办起了盐矿，他当然想去看看。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复出前夕巡南国:赣南行(2)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由会昌县委领导陪同，分乘4辆小车，前往周田参观。

　　前头引路的还是地区警卫黎新泉乘坐的“嘎斯69”。第二辆是伏尔加，车上除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外，还多了一位女同志。她叫徐加贞，是会昌县妇联主任，专门陪同卓琳的。徐加贞原想乘坐后面的车，卓琳亲热地将她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瞧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他问徐加贞：“里面在干什么?”

　　徐加贞告诉他：“这几天正好我们县里开物资交易会。这是交易会会场。”

　　邓小平像发现了什么宝贝，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他知道庙会是个热闹场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汇集在一起，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　　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由众人陪同，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没多停留，就急着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他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点心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动乱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这样沿着摊点从东到西，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交易会场时，一位眼尖的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邓小平！”话音未落，在场的人们又惊又喜，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致意。

　　上午的参观活动，邓小平了解到不少情况，很开心，午餐时有说有笑。席上有一盘啤酒生焖鸭。卓琳尝了一块，对邓小平说：“这菜味道很好。”

　　邓小平夹了一块放进口里，朝卓琳点点头：“唔，不错，可惜还没有你们家的好吃。”

　　卓琳笑笑对大家说：“我们家原来是资本家。”

　　邓小平接话：“是资本家，但不大，是中等资本家。”说完笑了起来。

　　卓琳原名叫浦琼英。她的老家在云南宣威县。她父亲浦在廷，原是云南著名的宣威“火腿大王”，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任旅粤滇军军需总局局长及烟酒公卖局局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病逝后，他被陷入狱，革除军职；日寇侵华，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所办实业一蹶不振，家道中落。浦在廷1950年病逝，终年80岁。卓琳共有七兄妹，她最小。1931年15岁时，她说服家人同意，只身前往北平读书，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的两个姐姐受她的影响，也来到北平读书。她有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冬又和自己的两个姐姐一起，毅然奔赴延安，投入到抗日救亡洪流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39年9月与邓小平结婚。

　　按预定计划，8日下午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再去瑞金。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政府机关驻地。1934年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来到会昌视察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还将“文屋坝”改名“文武坝”。7月23日，毛泽东由粤委书记刘晓、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等陪同，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岚山岭，回来后就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会昌》。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熟悉。不过毛泽东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他就不太清楚了。他和卓琳来到文武坝，与众人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当年自己劳动过的地方和村前的鱼塘、村后的防空洞。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

　　“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蒙冤受屈的处境，大家都默不作声。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入瑞金县境。

　　工作人员担心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

　　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也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邓小平夫妇也被安排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停留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O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原定安排，参观完九O九地质大队，就返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地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告诉他。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翻过一座小山岗，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于眼前。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谅讶：“过去我们怎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

　　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他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钟。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

　　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这酒是哪里产的?”“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丰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

　　“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看到县、社的同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要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提出了一连串有关生产力和农民生活的具体问题。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敌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作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既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多?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平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桔，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桔，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桔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桔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地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向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华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广昌县前来迎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已到宁都城。邓小平夫妇只好按原定计划，离开宁都，前往广昌。

　　广昌，是邓小平历时9天的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邓小平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广昌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邓小平以前没来过广昌。这次到广昌，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喝茶休息时，他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十数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000余人。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邓小平点点头，不无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博古、李德是怎样瞎指挥、红军战士又是怎样浴血苦战的。邓大德告诉他，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今长生桥，往抚州方向，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答：“我姓邓。”　邓小平诙谐地说：“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接着又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卓琳解释：

　　“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夫妇在招待所小餐厅看电影《小保管上任》。

　　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演出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成了电影。“文革”爆发后，这个戏被诬为“大毒草”，影片也被封存。广昌的同志冒着风险，将这部影片拿来放映。

　　似沉闷的夏夜吹来一丝凉风，这部影片给邓小平带来欢乐。电影放完后，邓大德请他提提意见。他非常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

　　这件事，在后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果然成了邓大德的一个罪名。造反派指责他“将封存的影片也拿出来给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看。”邓大德对此不屑一顾。

　　广昌是邓小平赣南之行最后一站。按原定计划，13日早饭后看完纪念馆和沙子岭战场遗址，就离开广昌，前往抚州。

　　邓大德再次挽留邓小平多留半天。邓小平笑着回答：“不再坐了，还要赶路呢!”

　邓小平夫妇离开广昌，当天中午赶到抚州。

　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崔永明和负责警卫的黎新泉，与广昌县的邓大德等一起，一直护送邓小平夫妇到南丰县城。

　邓小平和卓琳与送行的同志一一握手道别。卓琳热情地对侍卫一路的黎新泉说：“小黎子，感谢你!以后来北京，请到我们家来玩！”

　他们在抚州住了两晚，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赣州古城有座贺兰山，山顶建有一座郁孤台，俯视着台下滔滔北去的赣江水。南宋伟大诗人辛弃疾驻兵赣南时，曾登台北眺长安，目睹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惨景，忧国忧民之心如焚，挥笔填词写《菩萨蛮》词一首：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　邓小平在赣州停留时，郁孤台早已荡然无存。他没能前往凭吊遗迹，似稼轩老人登楼北望京城，然而可以想见，他的那颗忧国忧民之心，早已飞到了首都北京。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深山传出的阵阵鹧鸪啼唤，阻不住巨人北去的脚步。　赣南人民在焦急地等待。　全国人民在翘首以盼。

 

千年杜丽娘，本是赣州妹

    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剧作《牡丹亭》是世界名著,以《牡丹亭》为代表的古老剧种昆曲,被评为世界首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你知道，这些都与赣州大余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吗？

    流传千百年的《牡丹亭》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南宋时期，江西南安大庾（现大余县）的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冲破封建礼教约束，私出游园，触景生情，困乏后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一病不起，怀春而死。杜宝升官离任，在女儿的墓地建造了梅花观。柳生进京赴试，借宿观中。他在园内拾得杜丽娘殉葬的自画像，情有所钟，得以与画中人的阴灵幽会。柳生依其暗示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成夫妇，同往临安。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看到墓地情况，柳生又不辞而别，就往临安向杜宝告发柳生盗墓之罪。柳生在临安应试后，恰逢金兵南侵，延迟放榜。安抚使杜宝在淮安被围。柳生受杜丽娘嘱托，送家信传报还魂的喜讯，反被囚禁。金兵退却后，柳生高中状元。杜宝升任同平章军国大事，拒不承认婚事，强迫女儿离异。直至纠纷闹到皇帝面前，才得到和解。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这出凄美绵长的戏剧，故事来源一直扑朔迷离，学术界、文化界对此历来都是争论不休。例如，有人把故事发生地，说成是福建南安县等地；故事的原型也有多种说法，清代的俞樾称宋《暌车志》“马绚娘”，乃汤临川《牡丹亭》传奇蓝本。焦徇称汤显祖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等等。 故事源头之争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直至二十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有人收集到了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的全文，它的产生年代比《牡丹亭》要早，其中时间、人物、情节《牡丹亭》戏与话本都大致相同，至此学术界都把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认定是汤氏《牡丹亭》故事的唯一源头了。

    然而谜底还没有全部揭开。首先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和戏剧《牡丹亭》故事发生地点不同，话本故事发生地点是在广东南雄，而汤显祖氏写作的《牡丹亭》故事发生地却是在江西南安大庾。南安大庾，在800多年前的宋代，是否发生了杜丽娘那样的故事呢？古今还魂型的故事很多，为什么汤显祖选中了在南安发生的故事？汤显祖一生经历的地方很多，为什么他把南安作为《牡丹亭》发生故事的地方？中国古代许多有名的文学作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红楼梦》等，故事都是以京畿或江浙、苏杭繁华之地为背景，而汤显祖却把《牡丹亭》故事安排在接近”南蛮”之地偏远的南安？汤显祖的“理外情中”的《牡丹亭》情结又是如何形成的？《牡丹亭》故事如何策源？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一位退休高级讲师谢传梅经过十几年潜心研究，终于论证了南宋大学者洪迈所记故事和流传在江西大余的民间传说是《牡丹亭》剧本的最早源头。

    谢老师了解到当地流传多个版本女魂恋人的传说故事：一说某郡守的女儿与某书生在府署后花园相会，女儿被责骂后忧郁成病，终至命赴黄泉：另一说是，南安府后花园一株几百年的番蕉感受日月精华竟然成精，常常变成英俊男子，与府衙小姐幽会，事败后，小姐羞愧忧郁之中逃出闺房投井而死却尸身不腐，托梦于路过南安的举子，许以婚配，最终还魂后与书生成亲团圆。

    谢传梅经过多方翻阅古籍，查找资料，还发现宋代大学者洪迈在其著作《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谪居在南安的太尉解元的孙子解俊，遇到前抗金将领邵宏渊女儿鬼魂的历史传奇故事。《夷坚志.支甲》则记载张太守亡女在南安嘉祐寺变成厉鬼，去迷惑解潜的孙子，两个故事大体相似。

    解潜、解元、邵宏渊都是当时有一定名气的人物，而且确是在南安呆过一段时间，传说中的宝积寺、嘉祐寺也都是南安有名的寺庙。故事的作者洪迈号容斋（他的另一部名著《容斋随笔》是毛泽东一生都喜爱的），南宋绍兴年间进士，他数年出任赣州知府，并在南安大庾有过多次活动。至于他所撰写的文章，为何既有历史人物的影子，又加上神话怪异的成分？谢传梅认为，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作为高官的邵宏渊、张太守年青漂亮的女儿死了，又葬在寺庙边，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传闻。解氏的子孙因故住宿到寺中，听到传闻引起遐想，甚至恍惚间见到貌美姑娘来到跟前，上床与之共枕。日复一日不能自拔，罹至疾病丛生身体嬴弱，人们便说是女魂缠身了。这种事情广为传播，自然也会传到生活在故事发生年代的洪迈耳里，被他记载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夷坚志》成书二、三百年后，出现了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

 

    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与《夷坚志》记载的故事内容情节大同小异，足以推断《夷坚志》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来源和雏形。而且该话本正文的开头有一首诗：“闲向书斋览古今，罕闻杜女再还魂。聊将昔日风流事，编作新闻励后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是闲着无事的时候浏览书斋，将“昔日”的“风流事”演绎而编撰出来的。实际上，宋、元、明许多话本都是以《夷坚志》、《太平广记》等书藉记载的内容为蓝本写出的。

    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汤显祖上奏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皇帝朱翊钧大怒，把他贬职到徐闻县去做小官。汤显祖第一次经大庾过梅岭； 半年后汤显祖升调浙江遂昌，又一次经大庾过梅岭。并在大庾逗留了一段时间， 在与当地贤达文人的闲聊中，汤氏了解到大庾的历史和人文环境。了解到《夷坚志》中谪居南安的邵宏渊笄女死后化成鬼魂，在当地宝积寺与谪官解太尉孙子保义郎情爱事、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故事；他把这些民间流传故事、古藉记载故事、话本故事穿插、揉和在一起，一个戏剧故事“杜丽娘牡丹亭还魂”的框架在他的胸中逐渐构成。

 

    《夷坚志》所记南安府大庾人鬼情爱故事和流传在大庾的民间传说，既是话本《杜》的源头，也是《牡丹亭》故事最早的源头。大庾是《牡丹亭》故事的策源地肯定无疑。

 

    1963年著名的现代戏剧活动家、剧作家田汉偕同郑君里、周贻白在南昌观看赣剧《还魂记》后，兴致勃勃专门到大余来考察《牡丹亭》故事的发生地，写下诗句“留得牡丹亭子在，晶莹应不让金沙”。明确说到大庾是《牡丹亭》故事的策源地。

    在“2006中国·抚州汤显祖学术研讨会”与“2006中国.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谢传梅的“大庾是《牡丹亭》故事的策源地”得到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首肯，他提交的长篇论文(4万余字)《<牡丹亭>故事之策源》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并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发言。他的的论点和考证结果，解决了几百年来关于《牡丹亭》故事源头之争问题。

                赣州方言岛的由来

  据权威的客家源流专家分析，客家是北民南迁至山区形成的一支汉族民系。客家先民的迁徙始于五胡乱华、晋室东渡时，东晋、唐末至北宋为第一阶段，是客家的孕育形成期。学界认定，这一时期的南迁北民有数支深入江西中南部、赣水中上游，在赣南山区播种了孕育客家民系的种子，赣南山区是客家的最初摇篮。

　　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民系在五代时期，所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在几个割据政权包围的三角地带，正是卢光稠、谭全播生长、发展、割据虔、韶的时期。卢光稠以二州之象雄峙于淮南岭表两大之间，使虔、韶保持了二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是形成赣南客家孕育发展的必要环境。客家先民在艰苦的迁徙后，在赣南盆地封闭发育的过程中，经历了割据战争、艰苦开拓的共同性的社会行动和震撼性的过程，改变了偏僻的穷山恶水，产生了与赣南土著（越族及其它少数土人）的汇合、语言习俗彼此认同的新的汉族民系，这样北方的先民也改变了自己。这个时期延续下来，在赣州市至今留存还有卢氏家族（卢光稠弟卢光谦家族）、阳氏家族（阳孝本家族）、池氏家族（池梦鲤家族）、李氏家族（李渤子李默家族）、谢氏家族（东山堂谢安后裔）、郭氏家族（郭子仪后裔）等，属于老客家的姓氏，还有甘、包、许、刘、周、朱、金、袁、舒、秦、陆等等。

　　据福建长汀《客家风情》资料，现长汀客家姓氏有115姓，其中赣南迁去的姓氏有43姓。这是谱牒记载了的，未经查明的资料肯定还有不少。明末清初，原先由赣南迁闽西、粤北的客家人回迁至赣南，是当今赣南客家的主要部分，这些人占赣南客家的多数。据《赣州市地名志》载，从福建回迁至赣州市的有68姓111个村落，从广东回迁至赣州市的有39姓65个村落。

　　赣州（即五代、北宋时的虔州），是中国客家的最早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客家城市。但赣州市内，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混杂，成为赣南客家大本营中一块赣州话（西南官话）方言岛，赣州话吸收了不少客家话成份，方言岛内的人都能听懂客家话，方言岛四周的赣州市郊区则是有赣南特点的客家方言。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赣州自南康郡守高琰筑城以来，虽一度迁回于都，但在梁承圣元年（552年）郡治又迁回赣州，从此一直是赣南郡、州、军、路、府、道的治所，是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历代朝廷派驻赣南的官员也大多来自北方，他们带着北方方言来此地实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官方语言”的作用。文人应试、百姓办公事，都须使用“官方语言”，就像东晋时士族间必须说洛阳官话一样，就像状词，文章都要使用古文一样，北方方言在城市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北方方言和原来的客家话势必互相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变种语言——赣州话。而城市郊区也受赣州话的影响，但郊区主要讲客家话，乡下接触城市影响的部分人，不可能对郊区的客家人群，产生过多的影响，就像现在讲赣州话的人同时也讲普通话一样。这样，致使相当数量的人们认为，王阳明在赣州期间影响较大，而王阳明宦游地区的语言也有相似之处，就认为赣州官话是王阳明推行的结果，但王阳明来赣州担任巡抚是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时间是短暂的，有影响，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赣州市区内，客家话不占统治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战乱造成的。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1153年），东南第六将校齐述，以八营四千人据州以叛，胁附者又四千人。这次兵变是步军司差官选调虔州兵出境引起，杀了驻扎虔州的殿前司统制官吴进和安抚使统领官马晟，还据城纵火。二十二年宋高宗派殿前游奕军统制李耕率领御前护卫军，还调鄂州、循州、福建的驻兵，江西洪州驻兵，宁都民兵，在十一月四面围攻虔州，官军大造攻城器械，刊木辇石，控筑甬道接近城墙，十一月二十三日城被攻破，士兵被屠戮，部分溺死在赣江。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兵变，府志载：“力战薄之于濠，几无噍类，将士枭其首数千于鹿角，脯其尸食之。”最惨重的是“时百姓死于兵疫，弗克葬，积尸盈城；宁聚为丛冢。”宁就是张宁，以循州兵驻城之南。李耕对兵变士卒，一个都不放过，还筑京观，将死者尸首堆起来，封土成高冢。这对虔州的百姓是一场最惨重的打击，这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客家的赣州几无噍类。

　　二百年后，元至正十八年九月（1358年）陈友谅又使赣州遭受一次危难。陈友谅遣将幸文才率兵围赣，使人招降，全普庵撤里（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和总管哈海赤死守，杀招降人。八月，民间食尽，九月军无见粮而守益力。陈友谅兵入城后，愤其久不下，燔劫一空，居民歼焉。赣州百姓又遭受一次屠城。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距陈友谅屠城后不过六年，常遇春围攻赣州，二十五年（1365年）正月，陈友谅党熊天瑞，援绝粮尽出降，城内已无人可杀了。赣州流传一则故事，说常遇春攻城不下时，发怒要杀赣民百万，后来杀了一个姓黄名百万的人了事。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赣州经历了杨廷麟、万元吉领导的抗清保卫战。赣州人老弱妇孺人人皆兵，人自为战。五月至十月城市被围困，城中粮尽，饿死载道，人无叛志，赣城人民又遭受一次空前浩劫。十月初三清兵破城，“纵火三日乃熄，阖城煨烬”，城内巷战惨烈，随之是自溺、自焚、自刎的殉节悲风。当时战斗在赣州的有粤军、滇军、广西狼兵，还有全省各地的赣军，还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来自外省各地的明朝官吏，从《赣州府志》和《爝火录》记载的死难官员的名单看，简直是一个小朝廷，有兵部、吏部、户部和各级地方文武官员，可见赣城内语言之复杂。这是又一次对客家方言的冲击。

　　客家赣州，在四次围城战争中，第一次“积尸盈城，筑为京观”，第二次被“燔劫一空，居民歼焉”，第三次名为“克赣不杀”，实际上寥寥空城，第四次“纵火三日，阖城煨烬”。近五百年间（从1153年至1646年，经过493年），遭受四次大屠杀，赣州的居民更换多次，这就是赣州方言岛，虽然保存着许多客家话的影响，而仍以新来户的北方方言为主（赣州官话）的重要原因。

 

 

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在民族斗争激化的日子里，赣州人民作出了牺牲，作出了贡献。当民族斗争转向缓和，而封建社会长期的阶级压迫却激起赣州人民更多的反抗。赣州十八个县（市）面积不过三万九千平方公里，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家庭里，只是芥豆之微，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中被称为重大斗争，或起　义发生在赣州，或赣州是主要战场的农民起义就有十多起。东晋末（公元402－411年）卢循、徐道复起义，十余万人楼船千余艘。

　　隋末（616－622）林士弘起义，称楚皇帝，十余万人。

　　唐末（875－884）黄巢起义，称冲天大将军，六十万人。

　　南汉南唐（942－943）张遇贤起义，十余万人。

　　南宋（1175.4－1175.9）赖文政起义，约万余人。

　　南宋（1130－1131）李敦仁起义，几万人。

　　南宋（1130－1133）彭友、李满起义，十几万人。

　　南宋（1131－1133）陈颙起义，十几万人。

　　南宋（1228－1234）陈三枪起义，坚持七年转战赣闽粤三省。

元（1315）蔡五九起义。

　　明（1508－1517）谢志珊起义，号征南王，一万五千余人。

　　其中，徐道复、黄巢、赖文政起义，赣州是主要战场之一，其余则都是起义的发祥地，林士弘在洪州，张遇贤在循州发动，但赣州是他们后期的根据地。

　　林士弘，江西鄱阳人。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操师乞率众人起义，师乞战死，士弘大败隋军于鄱阳湖，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公元617年士弘徙据虔州，称皇帝，国号楚。现在的地区公安局旧址，群众称“王城，有的说和林士弘有关。楚的辖地北至九江，南至广州。公元622年林士弘病死，部众离散。”

　　另一个称王的张遇贤，号称“中天八国王”。公943年张遇贤攻占虔州附近县城，选择于都县西四十里的白云峰下的白云洞为根据地。建年号永乐，设立官职，建造宫室营房。白云洞的三洞可互相联络，每洞可容一百多人，还有溪流贯注其间，地势险要。起义军一律穿红衣，因而被称为“赤军子”。赤军子善战，曾打败过南汉两个亲王，攻破广东许多州县，在广东一年，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到白云洞后，离虔州不过一百多里，对南唐是很大威胁。南唐皇帝词人李璟，采用收买和离间的阴谋诡计，白云洞被偷袭，公元943年10月张遇贤被叛徒出卖，在建康英勇就义。

　　众多的农民起义，不能一一道及。下面再谈南宋的一次起义，据资料，南宋的赣州和汀州是农民起义最频繁的地区，公元1130年至1133年至1133年的四年就连接不断爆发了多次起义。李敦仁是虔州虔化县（今宁都）一名乡贡进士，和他的弟弟聚集本县六乡的农民几万人，转战虔州和福建汀州。李敦仁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吉州（今吉安）爆发了彭友、李满等号称十大王的群众起义。彭友，兴国县人，徒众数万，活动在江西湖南两路，而在虔州则有以陈颙、钟超、罗闲十、吕添、王彦、兰细禾、谢敌、钟大牙、刘八大五、卢高、罗诚、谢宝、谢达等四百多支十余万起义军，在江西、福建、广东之间地区活动，在武陵、烈源、陈田等处结札无数小营寨。南宋朝廷不得不答应赣、闽、粤三路帅臣的点将请求，命最精悍的岳飞部队，开赴吉、虔进行残酷镇压。岳飞在绍兴三年四月（公元1133年）与彭友、李满在龙泉（今遂川）等地激战，彭友、李满先后被俘，岳飞率军转移到虔州，派人劝降。全然出于岳飞意料之外，虔州起义农民军没有一个人表示要放下武器，四百多支起义军集中在兴国县衣锦乡，与官军决战。岳飞富有作战经验，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攻破了几百座营寨，俘虏了王彦、钟超、吕添、罗闲十、陈颙等首领，最后剩下李满部下的固石洞。于都固石洞在高山之巅，四周环水，只在陡壁悬崖上有一条道路。岳飞缚了八座天桥，命令兵士不断佯攻，诱使起义军投尽了擂木炮石，最后被强攻陷落。被岳飞俘虏的虔州起义军首领就有五百多人，岳飞在进入虔州城时杀戳了一批起义军首领，这是岳飞对赣州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污蔑虔州为“盗贼之渊薮”，攻击虔州人强悍“难治”。传说宋高宗赵构还有屠城的密旨，要杀尽虔州的百姓。其实“赣农皆山农也，力作倍于平原，虽隙地无旷，其以茶梓为业者，则有铲岭摘子诸工劳苦尤甚。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2），尽量利用地力，不使山有荒隙，仍然食不果腹，甚至终年不见主粮。但是封建统治者仍敲骨吸髓，对人民极端残忍，如迫使张遇贤起义的南汉皇帝刘岩，不但设有灌鼻、烹蒸、肢解等酷刑，还有水狱，放进毒蛇，把人活活咬死。南宋朝廷对鄂、湘、粤、赣的茶农，强收茶税，迫使赖文政茶商军起义。茶农卖茶，一人挑茶叶，就要两人持武器保护，还得和官军作战。作以文天祥对赣州人民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山川之绸缪，人物之伉健，大概去南渐近，得天地阳气之偏。不可以刑威慑，而可以礼义动。”（3）解释虽然不科学，但赣州人民“不可以刑威慑”的刚正之气，在民族斗争中是这样，在阶级斗争中也是这样。

赣州远古之谜

   关于赣州的远古，有许多谜一般的传说。如赣州很草很草的时候是花州呀，赣州是一个岛呀，以及“赣巨人"、"木客”的传说等等。

　　50亿年前，江西全省一片汪洋，大概只有江西北部在8亿年前露出水面。8亿年前到4亿年前，即古生代早期，江西陆地逐渐扩大，在赣中和赣南的一些高地，逐渐露出水面；说赣州是一个岛的传说，大概是这样来的。2亿年前，地质构造的一次剧烈运动，江西全省都露出了水面。

　　从考古的角度看，赣州已发现通天岩山项遗址、湖边新窝遗址和龙南马牯塘遗址、全南梅子山遗址、定南牛牯围遗址等等，赣州属于印文陶文化。有的学者把这些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和红砂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归属“山背文化”。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脣 ，黑色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脣蔽其目，因可逃也。”祖冲之《述异记》就更神秘了：“南康有神，名日山都，形如人，长二尺馀，黑色，赤目，发黄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如坚鸟卵，高三尺许。此神能变化隐身，罕见其状，盖木客、山兽之类也。”

　　赣人，这里的人们把它简化为干人，椐著名学者何光岳先生考证：干与寒通用，寒即干，寒部落早在夏以前已出现。寒是黄帝之族，“寒哀作御”，始为黄帝驾御马车。寒人在夏初有过政权、寒国在今山东潍县县城，原叫寒亭店，寒灭国后迁江西。寒人分干、戈两族，干即盾，这个部落勇武，精于制造干戈技术。干人也有凿齿的习俗，干国为抵御吴国侵犯，曾举国参战打了胜仗。俞静安先生认为干国的所在地为邗，即今扬州。吴国灭干后，又称干吴。卓越的铸剑师干将，便是干人之后裔。商末有迁至徐州之寒山的，其东有汉朝所置赣榆县。所以何先生认为赣与干相通，江西赣江、赣州，皆因干人曾居于此得名。赣巨人是否与寒人有关？

　　关于赣人的传说，说干人和越人结合形成了干越，船形棺岩葬风俗，住干栏、凿齿、断发纹身，崇拜龙蛇，善用舟船，先后使用有段石锛、石钺 、几何印纹陶。前面已经讲过干人善于制盾和用盾，用干为族名和国名，干国为吴国所灭，一支迁江西余干，后来越灭吴，干越杂居，融合成干越。这样一来寒人，即赣巨人，是干人的一支。越王勾践之裔梅吸曾统率一支越人加入吴芮的灭秦队伍，而梅吸的部卒以扬越人为主。晋朝有攻破山夷即梅吸后裔梅敷的记载。所以在赣南的山地里有干越、山越、扬越等人的后裔，通称为百越。

　　1933年赣州近郊沙石竹园下发掘一商周居住遗址，出土了不少印纹陶片。居住遗址的发现在赣州是相当重要的，但至今始终尚未发现简之类的文字资料来破译赣南远古之谜。

　　在讨论赣南客家文化的热潮中，有人引用苏东坡的“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中的木客，说是秦统一中国前后，流亡江南山区的六国贵族沦为山中樵夫，有人并将唐太上隐者的五言诗，说是木客的吟诗云云，仿佛有点游戏笔墨的感觉。在清代有位诗人叫黄虞，在《赣江》诗中说：“彭水通湖汉，章流合贡津；编排鸠木客，怖浪祷江神。闹市龙船鼓，山逢赣巨人；从来称秀异，云壑好投纶。”把木客描写成弄潮驾排的水手，各他们同时代的赣巨人则是山中猎户。另一位著名诗人朱彝尊就说“黄茅峡外野人居，潭影空明漾碧虚。长箭短衣朝射虎，鸣榔持火夜罾鱼。”这个射虎罾鱼的野人，可能更接近赣巨人和木客的。特别是鸣榔持火这种捕鱼方式，在深远山区至今尚有留存。

　　

赣州古街巷之:青云街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之前，今天的至圣路及北京路西段被唤作青云街。

 

　　要说清楚这青云街的来历，恐怕与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街名主要是缘由其中有一青云坊，故街以坊名。而青云街东接府学（文庙，现章贡区公安局），西联道署，北邻阳明祠、天一阁，明显是个官僚与文化人荟集之地。府学乃地方最高学问处，自然是求学赶考学生必往之地，是个文人聚集之馆所，一个赣州文化人最引以骄傲的处在。府文庙规模与慈云塔脚下下的县文庙一般格调，地位却高上了一筹，只可惜，时至今日这府文庙竟是一丝半点痕迹也没留下。当年赣州学子们为自己建造或演绎信心与自豪的理想场所竟消失得如许之快，多少有些令人惆怅。

 

　　想想，于青云街有了这么多的文化与读书有关的物的存在，不是在寓意着这是条出文化人、出官僚、出人头地的街道吗？人从这府学走出，走往道署，真仿佛功成名就、平步青云！于是，青云街，便由此出名。后来改青云街为至圣路，其意仍在纪念文庙纪念孔夫子，其实仍与青云街寓意没改变太多，只是不这么俗与白而已。

 

　　作为整个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赣州一直是个人才济济之地，既有历代官吏流连，也有当地贤人跻身于仕途。信手拈来，便有一大串不朽的名字，如踏访过赣州的名人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王守仁、文天祥等等，出身于赣州的名人曾几、曾懋、刘丞直、池梦鲤、刘景熙等等。作为生活于赣州这个偏远城市的一般平民百姓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便是读书做官了。“学而优则仕”，从文化学士中选拔官员，是中国历代人才选择使用的一贯手法，从隋唐开始科举，屈指算来也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相当一大批民族的优秀分子是经过“头悬梁，锥刺骨”勤奋读书积累知识，再通过老八股之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之材。

 

　　纵观赣州历史，读书成名者甚众，近代刘景熙便是个重要人物。刘景熙（1858-1917）赣县王母渡浓口村人，19岁那年，作为赣州府学优廪生推荐赴省会南昌，入经训书院读书，乡试中举。随后被赣州郡守聘请担任濂溪书院和阳明书院两院主持，开辟"学以致用"新风。主持两院第七年，参加会试，中进士，授礼部主事。赣州的许多学校均在他的手上建设完成，如将纪念周敦颐的爱莲书院（赣五中内，有爱莲池，周敦颐在这里完成《爱莲说》），改办为赣县县立高等小学；将纪念王守仁的阳明书院（赣六中内，郁孤台下）改办为赣州府中学堂、将另一纪念周敦颐的另一书院--濂溪书院（赣州一中内）改办为虔南师范学堂，为今天赣州教育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是一代承前启后的开明宗义之先哲。

 

　　今天，话说青云街，怀想刘景熙先生，是绝对对得住历史与后人的。

 

梦回章惠渠 童年欢乐河

 

   　在不少名作家童年的回忆里，似乎都有一条梦魂萦牵的生命之河、快乐之河，水似乎成了童年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许正是之生命之水的灵秀，才成就了他们日后的艺术才华。

 

　　伴随我童年的，家乡也有一脉清流，但只可惜她不叫河，也不叫江，而是叫“渠”。上学学了地理之后，对家乡这条水叫“渠”就颇不服气，一般人工开挖的水利就叫“渠”，自然形成的就叫河或江，可大运河也是人工修建的，为什么就不叫“渠”而叫“河”，而家乡这条人工河却叫“渠”，因此在与真正河边生活的同学一起谈论水的时候，却整觉得有的气不够壮。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也就释然了：原来最初大运河也叫“渠”，如通惠渠，是由五条渠组成，其中一条还叫“邛沟”，我们的叫“渠”，人家的还叫“沟”，似乎容易联想到臭水沟，一下子感觉就好多了。再后来，了解到运河之长——1800公里，历史之久——从秦始皇在嘉兴挖渠算起已有2000多年，联结之广——五大水系尽为其用，就是称为“江”也无话可说了。现在为了品牌的需要，新安江水库也改为美丽的“千岛湖”了，而长白山天池却还是“池”。何况，家乡这条水才50多公里长呢。

 

　　              二

 

　　家乡处于南康龙岭镇与潭口镇的交界处，小地名叫洋塘坑。原本就是一个贫脊的小村，与山青水秀不沾边，山坡上基本不长植物，风化石裸露了不知多少个岁月。一个数十亩的人口水库就叫洋塘，却要解决数百人（现在已繁衍至数千）的全部生产生活问题，可见水对于家乡人来说，就犹如今天的西北的黄土高坡，真的是“三天不下雨，衣裳洗不尽”的地方。

 

　　不过，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古老的传说。我很幸运，我出生的时候，这条成为我生命之河的“渠”已经从家后面静静地流淌了近十年，早就改变了家乡本来的面貌。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缺水的感觉，那怕是大旱之年，因为我们基本接近这条渠入水的源头。

 

　　章惠渠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对于“大跃进”自然有不同的说法，但对于家乡而言，这条渠就成了全体乡亲的救命之水，也算是“大跃进”给予的一个大大的恩惠吧。章惠渠修建时，当时也算是全省的一个重点水利工程，全长52。5公里，惠及七个乡镇5万亩耕地，确确实实是一条章江“惠”民之“渠”。等我懂事的时候，渠的两岸早已是杨柳依依、竹树葱茏了，于是当我第一次写关于家乡作文的时候，也就十分自豪地写出了“我家门前有一条弯弯的小河”这样的句子。

 

　　章惠渠的建设情况及详细情况，多方查找都让人不满意，因此也颇觉遗憾，但一个“惠”字却包含了沿渠两边数万乡邻的共同感觉。数十年过去了，这条几经加固的水渠，仍然是乡亲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章惠渠的也由单纯的灌溉功能变成了水力发电等诸多功能，还建起了工业小区，迈向了新的发展历程。

 

　　七十年代末，乡电影队在晒谷场院上放映了有时代象征意义的电影《红旗渠》。在那个除了看样榜戏的年代，不论放什么电影对于乡亲们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自然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了。客观地说，电影的情节并不动人，但是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却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因此乡亲们看得也如战争片一般津津有味。影响特殊的背景、热火朝天的场面，让当时家乡35岁以上的人找到了当年修章惠渠时的自豪。长辈们在那段时间里，不时地以英雄般的口吻给我这些晚辈们讲他们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骄傲历史。长辈告诉我们，为了修这条生命之渠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血、挖了多少祖坟，甚至是还砍了风水树，其苦和累并不亚于红旗渠，只是他们运气不好，国家没有把他们拍下来。对这条渠多了一些感性认识之后，我们这些坐享其成的晚辈们对这脉水流又多了几分敬意和历史苍桑感。

 

　　章惠渠的水面并不宽，平均也不过四米，初中的时候曾选一个窄的地方一跃而过，成为了伙伴们传唱了好多年的惊人之举。水深也就1米多，深也不超过2米，因此可以说波澜不惊，但却这样的河也曾使家乡几个孩子永远失去了生命。因此，小时去河里游泳是必须瞒着大人的，否则“竹鞭炒肉”是少不了的。

 

　　               三

 

　　童年时代，虽然家境贫寒、命运坎坷，却因为有了这条惠民之渠给人生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

 

　　由于山坡上基本属于不毛之地（即便长了一些植物，也被当柴烧悼，当年铲草皮还是一项必做的家务），因此河边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春天的柳絮、夏天的蝉鸣、秋天的落叶、冬天的冰凌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色彩。

 

　　我们一群一群的在河边放牛，摘下柳枝编帽子扮演志愿军打美国佬，在常不没顶的水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终身受益的“狗刨式”、打水仗、用蜘蛛丝去粘青蜓、钓田鸡、捕蝉、捉迷藏、放纸船，更令人兴奋的是捕鱼，当水位低的时候，就可以想尽各种办法追大鲤鱼、捞河虾、扒泥鳅、捡河蚌，这是我们童年找学费、改善生活的最常用的办法。有时，还能用自制的弹弓打上一两个猫头鹰、八哥之类，当然也有害怕的时候，就是各色各样的蛇让人胆战心惊。后来，回过几次家乡，想让孩子体会一下我们儿提时代的生活，只可惜因为生态的恶化，原来常见的鱼、虾等，有些似乎已绝迹了。

 

　　在我们童贞的眼里，这条不起眼的水渠，其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足可以与大江大河媲美，流淌着无限的希望。在那个没有污染的年代里，除了雨天，水给人的感觉是清的，玩耍得口干时，河水一样是我们的饮用水，其感觉与现在喝冰镇的矿泉水一样爽。

 

　　因为有了这条惠民之渠，家乡原来贫脊的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现在依然是声名远扬的高产丰产田。秋天，站在河堤往下看，一马平川、金黄一片，让人十分眼热。包产到户后，不少地方因为争水激起了不少民间械斗，而家乡亲人却从不需要担心会发生争水的矛盾，因为我们从来不缺水，这也就为家乡人多增添了几分悠然的笑声。初中一个同学的家正好渠的下游，也就是说在水尾处，到了我们家看了之后，羡慕死了，同喝一渠水，水头水尾却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农业本身已不再是家乡人生存致富的主业，但这条水渠在家乡人心中的份量依然如故，我们这些从家乡走出去的人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这条曾赐给我们快乐和幸福的生命之水。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一脉活水，赋予了我们灵气，曾不起眼的村落却人才辈出，恢复高考那一年，堂哥一家四兄弟齐上阵，全部高中，成为一个长时间传扬的轰动事件。1984年秋天，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要离开家的前一个晚上，我独自在小河边徜徉了许久许久。现在，七、八个兄妹陆续都出来了，都进了城，但对河的情结仍然是这样浓。

 

　　               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步了解了世界上的许多大江大河：非洲的尼罗河、欧洲的多瑙河与伏尔加、南美的亚马逊河、北美的密西西比河，也曾在长江行船、看过黄河悬壶口瀑布、在珠江畅游过，但让我感到最亲切的，梦魂萦牵的还是家乡这条小河（我一直不愿意把她称为“渠”）。

 

　　现在回家的次数少了，但童年的河却总浮现在眼前，每次回去也总要在河边走一段很长的路。我想，如果有可能，我最想做的就是拍一部反映章惠渠的专题片，把她的历史、人文、风物挖掘一下，我想在家乡的影响一定不会比《话说运河》差，而且会有更为强烈的共鸣。如果南康电视台看策划这样一个栏目，一定会是轰动性的。

 

　　多年来，一直有伙伴催我写一篇关于章惠渠的文字，现在终于草成了，也算是完成了一项小小的使命吧。

 

　　让曾在章惠渠长大的乡亲，一同来畅谈你心中的章惠渠。

 

 

瓦市街

   

   　瓦市街，又名府学前街，缘于清时府学（今章贡区公安局）、王文成公祠、明伦堂曾筑于此段路上。历史上还用名针巷子，现为阳明路西段，即章贡区政府左侧至建国路与阳明路交会处一段。

 

　　阳明路，是在上世纪30年代改称的，与当时的文清路、濂溪路一道，取纪念在赣州生活过的历史名人之意，而且选的都是赣州城内最热闹街道来改名。人民路的叫法，是上世纪文革中改称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名称因为有违赣州百姓的意愿，存在了不过十多年，便恢复了阳明路旧名，直到今天。 怕是阳明路这名字是永远也不会改了。因为在赣州任过巡抚的王阳明，做了太多影响赣州百姓生活与生存的事情。如他平定崇义桶冈乱民之时，为防剌客强行，在赣州推行了官话；他在通天岩完成的心学研究集中国理学之大成，影响深远，以至今天仍有众多的学者研究不止。王阳明在赣州百姓心目中是个神化了的人物，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一个被后代军事研究者们推崇为儒将的有学问有胆略的文化人、诗人、军事家。他到赣州来平乱之时，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朝庭是实在找不出人才，才把这位一腔抱负却一生不得志的奇人调任过来的。不想，他却公私兼顾，即完成了平乱任务，又完成了倾注他毕生心血的心学研究，使赣州这个理学祖地，又深化成为宋朝理学的重要分支——心学。说来也有趣，赣州一个中小城市，竟客留了数位影响历史的巨人级大哲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王阳明，成了中国理学、心学发祥地，这不能不说有点历史机缘与巧合，是赣州这块土地风生水起有灵光，还是理论家、哲学家们到了这，便顿然智慧非凡？当完成南赣巡抚平叛职责、完成他的私活之心学研究，当赣州的风吹得王阳明感到凄冷苍凉，这位老人自感到了身体欠佳，便想把这副躯体留给故土浙江余姚（慈溪），于是，他急急奏告朝庭，甚至是不及回复便启程了（为此，他死后还为政敌作为把柄在攻击），不想天地无情，行至大余，拜谒过有些诡秘的丫山古寺后，五十七岁的他次日便病死于舟中。看来，还是赣南这块土地多情，既留下了他的官话官史，还留下他的思想灵魂......

 

　　瓦市街，历史上称过针巷子，有两个原因致名。一是这街“小如针窄”，今天的大马路是1933年广东军来了之后开拓的，之前的街形如小巷，全是石条铺街，也没有形成骑楼形势；二是这街在民国时，确是条行业街，标志物是在当时的府学前东侧有一座牌坊楼，卖百货、文具、书籍，府学前之西是石印店，另有卖针线、锥子、物什什么的小店分布在这小街巷中。

 

　　有人猜测，瓦市街之名源自明朝，远在清朝流行“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之前。那时的瓦市街会不会也是条类似于瓷器街一样的行业街——专事瓦钵类物品买卖呢？想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只是生意人的吆喝声喧嚷一片，便是如何与这府学与文庙相和谐？！我的忘年文友华林先生以为，明朝的这条毗连府学前的街道，应该是条赣州唱戏说书的文艺街。“勾栏瓦市”，从来就是指梨园场所，如同南昌的瓦子角，这类处在市中心地段的瓦市瓦角，均是文化与读书人风雅之去处。

 

　　只可惜，今天的人们，已完全想象不出当年这瓦市街的风流与浪漫了。只有府志上一幅府学的全景图，非常简洁地勾勒出了包容前来中举与风流的学子们之学习场所形态，今天，府学的旧址前还有两株高大华美的白玉兰芬芳醉人，让人遐想那往昔的浪漫情怀。

 

定南县300名教师联名拒绝谢师宴

 

   ６月２１日上午，江西省定南县３００名教师联名发出《致全体教师的一封倡议书》，倡议谢绝“谢师宴”。

 

　　近年来，定南县盛行办“谢师宴”，且攀比之风越来越盛。今年，这个县高考人数为１１００多人，中考３１００多人，按照去年定南高考大专以上上线率７０％的比例，高考上线人数约有７００多人，再加上中考上线的人，将摆“谢师宴”者众多。

 

　　攀比办“谢师宴”，让家长不堪重负。参加“谢师宴”的教师也有负担。一位高中教师说，２００５年他带的毕业班有５０多名学生上线，因为赴“谢师宴”不好空着手去，他给每个同学送了一支价值５０多元的钢笔，花去近３０００元钱。

（本文由王淼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