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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今年９月２０日至２２日，我市将隆重举办纪念汤显祖逝世３９０周年系列活动。自今日起，本报《文化广角》、《牡丹亭》专刊特开辟“缅怀汤翁”专栏，以主要篇幅分别介绍汤显祖的生平、文学思想及《临川四梦》的艺术成就，刊登纪念汤显祖的散文、诗歌、随笔等怀念性文章和系列纪念活动有关报道，共同缅怀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世界文化名人汤翁。
汤翁的生平与文学思想
　　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二十一岁时中举，文名渐隆，然屡应会试不第。
　　据《明史》本传称，万历五年汤显祖第三次应会试时，因拒绝权相张居正的延揽而落选，这使他对朝政的昏暗有了切身的体会。至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中进士。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至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他是一个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的人，而明代南京官署却是一个安置闲散或受排挤官员的地方，在政治方面无可作为。汤显祖在南京的数年中，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等人来往密切。这些人与当权朝臣处于对立地位，是后来的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或同情者，汤显祖因此也卷入了政治冲突。
　　万历十四至十七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汤显祖目击民间的惨状，士大夫传统的积极用世之志愈益强烈。万历十九年，他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辞意严峻，震动朝野，因此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至万历二十一年后，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做了五年知县，为政宽简，颇有官声。但他对从政渐渐失去了热情，深感时事不可为，终于辞职还乡。晚年的精力，主要用于戏剧创作。
　　汤显祖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父亲是个严正的儒者，祖父却好老庄、喜谈神仙，“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这两方面都对他有所影响。少年时他曾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汝芳，罗氏接近于禅学的哲学观念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立场对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任职南京的后期，汤显祖与著名禅僧达观相识，成为挚友。差不多时，他读到李贽的《焚书》，深表倾慕。相隔多年，在辞官以后，他和李贽曾相会于临川。李贽和达观在晚明思想界人称“二大教主”（《万历野获编》），他们的影响对汤显祖思想的成熟有着重大意义。总的说来，汤显祖的人生态度有两点是最显著的：一是积极用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屡遭挫折后，难免以佛、道虚无之说看待现实，视尘世为梦幻，而这种虚幻感却又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内心的愤激；一是沿着李贽所代表的方向，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桎梏。这两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汤显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他的诗赋集《问棘邮草》曾受到徐渭的赞扬。在反对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模拟与复古文风上，他和徐渭都是有力的人物。在戏剧方面，他最早的作品为万历初年所写的《紫箫记》，未完，后于万历十五年改编为《紫钗记》。其余三剧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均作于辞官以后的晚年，这四种传奇以其书斋名合称《玉茗堂四梦》。
　　汤显祖不仅是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文学思想在晚明时代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要点是顺应时代变化提出的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新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尊情、抑理、尚奇。
　　对于文学汤显祖不是一般地重视其抒情功能，而是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伸张情的价值而反对以理格情。“是非者理也”，“爱恶者情也”，情与理并非并行不悖，而常是“情在而理亡”（《沈氏弋说序》）。“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辞》）这一论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表述，而以此作为文学的出发点，如《耳伯麻姑游诗序》所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则具有活跃性，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必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尊性抑理，也就是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既有社会规范之上，在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人性解放的精神。另外，和尊情相联系的，是强调“真”。因为情的特点就是真，而在理的制约下，常产生虚伪。
　　尚奇则主要是强调发扬作者的个性与才能，使生命的灵性表现为独特的创造，同时有偏重主观想象的浪漫倾向。汤显祖对人性在社会陈规的抑制下趋于委琐、僵死的状态至为厌恶，《合奇序》云：“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性为狂狷，则文易为怪奇。《序丘毛伯稿》进一步说：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天下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奇士心灵，心灵则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因而文章有生气。这和袁中郎一派的“性灵说”相近而偏重有所不同。袁中郎年辈晚于汤显祖，他可能受到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的《牡丹亭》流传以后，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人士批评它有不协律之病，甚至加以窜改。汤显祖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这种态度和他的一贯文学主张也完全是相通的。
汤翁的戏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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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剧照  
　　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才能的一种，在文学史上，与元杂剧《西厢记》同是最著名的爱情剧。故事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写南宋时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私自游园，在梦中与素不相识的书生柳梦梅幽会，尽男女之欢。醒来幽怀难遣，抑郁而死。杜宝升官离任，葬女于官衙花园。柳梦梅上京赴试时路过此地，在花园内拾得杜丽娘临终前的自画像。他观画思人，终于和杜丽娘的阴魂相会。柳梦梅挖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后柳梦梅考中状元，杜宝拒不承认两人的婚事，最终由皇帝出面解决，全家大团圆。此剧在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同小可。它问世不久，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不但为众多才士所称赏，而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而哀感身世，含恨而死；杭州女艺人商小玲演此剧时想到自己的遭遇，悲恸难禁，猝死在舞台上。这些故事说明《牡丹亭》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杰出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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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剧照  
　　《牡丹亭》还是一部美丽的诗剧，它的抒情气氛极为浓厚。
　　构成这种抒情气氛的主要因素，一是众多的浪漫的幻想场景，一是大量的内心独白，再就是显示出作者富于才华的优美文辞，像《惊梦》、《寻梦》两出，把春日园林的明媚风光、杜丽娘的伤春情怀和内心深处的隐秘融为一体，用艳丽而精雅的语言写出，非常动人。前面所录《皂罗袍》便是一支名曲。还有《闹殇》、《冥誓》、《玩真》诸出，都富于诗情。《闹殇》写丽娘临终之际凄凉的景象，充满伤感。如杜丽娘上场时所唱《鹊桥仙》：拜月堂空，行云径拥，骨冷怕成秋梦。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
　　汤显祖早年创作的《紫箫记》取材于唐蒋防传奇《霍小玉传》，是未完之作，后改为《紫钗记》，情节仍沿袭《紫箫记》，关目和文字有较多改变。此剧与《霍小玉传》最大的不同，是把李益负情、霍小玉含情而死的悲剧故事，改写成霍、李两情相悦，结为夫妇，李益中状元，权臣卢太尉欲强招他为婿，使两人久不能相会并产生误解，后有得到皇帝信任的黄衫客相助，才重新团聚。剧中用许多笔墨描绘霍小玉的痴情，有感人之处，表现了汤显祖以“情”为核心的文学观。
　　《邯郸记》取材于唐沈既济传奇《枕中记》，即有名的“黄粱美梦”故事。但剧本并非只是敷演原作，而是反映出明代上层政治的特点，具有批评时政的用意。汤显祖原本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曾经和人讨论明中后期的几个辅臣的评价问题。剧中当了多年宰相、位极人臣的卢生，代表着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看法。卢生以重金贿赂权贵，才中了状元。他在陕州任职时，以“盐蒸醋煮”之法开通河道，后又以“御沟红叶之计”大破吐蕃，建立了奇勋。这种荒诞无稽的“功业”，实际是汤显祖对当代宰辅处理大政（尤其外患）缺乏能力、每每赖于苟且的计谋的一种漫画式的描绘。卢生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生活极尽骄奢淫逸。皇帝钦赐大量土地，敕建几十所园林和亭台楼阁，还“分拨仙音院女乐二十四名”以备歌舞。他一面大谈“戒色”，一面却以君命不可辞的理由照单全收，显出假道学、伪君子相。而且这个声称“戒色”的人，最后丧命于“采战”之术。这些描写，也都是以明代高级官僚的纵情享乐的生活为背景的。最可笑的是他临死还不忘“加官赠谥”，担心自己的功劳在国史中记载不全，并亲拟了遗表，始肯瞑目。而一梦醒来，黄粱未熟，揭示了士大夫视为人生根本的权位与荣名的虚幻性。
　　围绕卢生梦中一生的遭际，剧本还以大量笔墨刻画封建政治中帝王昏聩、权贵互相倾轧、群臣趋炎附势的种种丑态。
　　通常政治题材的戏剧，容易陷入以夸张笔法写忠奸斗争的陈套。《邯郸记》虽也有一些漫画式的笔法，但它的基础是具有真实性的，高层政治的痼疾、士大夫的心态、人情的险恶，被作者以一种冷峻的笔调深入地刻画出来。全剧仅三十出，在明代传奇中属短小精悍之作。曲文简练纯净且顺畅老辣，讽刺尖锐而不动声色，在语言风格上另有一种境界。
　　同样取材于唐传奇（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的《南柯记》也是写一场人生幻梦，但角度和《邯郸记》有所不同。它着重表现一般既有功名欲望也有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在这种丑恶的政治中走向幻灭和觉醒的过程，同时强调了情爱对于人生的价值。剧中写淳于棼醉酒梦入大槐安国，与瑶芳公主相爱，结成美满婚姻。同时在仕途上步步发达，任南柯郡太守多年，政绩显著，自己也享尽荣华富贵，后又因公主的关系升迁为左丞相。然而就在他志满意得之时，瑶芳公主病逝，他也因失去有力的后援，在政敌的诬害下断送了前程，被遣返乡，于是梦醒，乃知大槐安国原来是自家庭前大槐树下的蚁穴。但他情根未断，于是清斋燃指，终于破生死之隔、人蚁之隔，与公主的幽魂重晤。虽然剧本从佛家立场上写淳于棼与公主的情丝最后被契玄禅师的无情剑斩断，说明“情”终究也是虚幻，但毕竟把它描绘为人生唯一值得珍视和留恋的东西，可以超越一切阻隔的力量。这个剧本的不足是宣扬佛教思想的文字过多，剧情也不及《邯郸记》紧凑有力。
　　《邯郸记》、《南柯记》两剧，反映了汤显祖晚年对于政治的厌恶和失望，虽然不免包含了消极的人生情绪，但作者对士大夫传统人生取向的否定，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结合《牡丹亭》，汤显祖的剧作是针对“士大夫好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深入骨髓”的现状，提出一种相反的人生价值观——“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