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溪县是位于抚州市东部赣闽交界的山区小县。境内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森林茂密，解放初期交通闭塞，不通公路，与周边县城联系十分不便，且人口稀少（1950年全县只有25000余人）。

1950年2月21日（大年初五）凌晨，资溪县城枪声大作，来自福建、江西边境的泰宁、广昌、光泽、资溪、南城等县600多名土匪突然袭击并在天亮后攻占了这个远离都市的小山城。土匪盘踞县城两天中，疯狂地残杀我县委、县政府干部和解放军战士17人，抢去枪支89支、粮食40余万斤、人民币现钞2000万元（旧币）、银元86块以及全部公私物品，县藏档案亦被匪焚掠一空。土匪还砸开监狱，放走罪犯数十人，并烧毁了我地方干部的房屋，一直到次日晚9时，才逃出县城。这是一起自解放军南下部队进入江西后最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资溪事件不仅震惊了地、省及中南局（江西省当时归属其辖），而且震惊了成立仅五个月的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3月初，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朱德向刚刚访苏归来的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时，提到许多地方匪患猖獗，西南、中南等地区20余个县城一度被土匪攻占控制，其中就提及“江西的资溪”。几日后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央《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条例》的文件，布署了持续三年的全国大规模剿匪行动。

（一）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所部以破竹之势直入江西。同年5月10日，资溪县全境解放。随后，二野部队驻资溪南下工作队奉命开赴大西南。此时，全省大规模的剿匪工作已取得显著战果，只有两个排的资溪县驻军也转至征粮工作，并且主力一部已抽回整训，地方武装大部分分散看守6个仓库，而县大队大部分兵力调往县内其他地区守粮库。至1950年2月，县城的兵力不到两个班，仅14人，且基本是病号。 

此时，受到重创的国民党残部纷纷向资溪、黎川、南城、广昌及福建省的光泽、泰宁等省际交界处逃窜，并与当地土匪勾结，凭借高山丛林，昼伏夜出，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插上了红旗的县城，企图“光复”。且看参与策动这一桩血火交映、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主要匪首“排行榜”：

曾皋九，资溪的头号匪首，资溪县高阜镇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三分校”，1948年在资溪县成立县保警大队，当时被封为匪“江西省民众自卫军第七师第五团代理本部少校团副兼常备第一连连长”， 自封为“资溪县代县长”，曾枪杀、活埋了25名革命干部及10余名无辜村民。

与曾皋九一起作恶的另一个匪首廖其祥，绰号“廖大肚子”，是广昌县人，自封为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司令及匪“福建反共纵队”中将司令，杀害红军及群众130人。

与廖其祥比恶的，还有兵痞出身、“青帮”老大的匪首蔡缄三（福建光泽县匪首，匪“闽赣边县民众自卫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光泽县前进指挥所”主任）。1949年5月，迫于形势，蔡缄三伪装起义反蒋，伺机叛变。当年7月，蔡缄三叛变得逞，并招罗邻近各县匪首率匪22股，共1195人。

福建泰宁县匪首，匪“闽赣边县民众自卫军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严正，曾纠集国民党闽赣10县军政头目3次策划、网罗各县残余反动势力，并与匪首廖其祥合股，纠集千余匪攻打邵武、黎川等县城，均被我解放军击溃。

曾混入红军队伍两年，便叛变革命的金溪匪首向理安，于1949年5月率190余人隐入林中。8月进入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后， 杀害了170余革命干部及家属和群众。

（二）

这些匪首率众匪时合时离，蠢蠢欲动。 1950年元月，金溪匪首向理安、资溪匪首曾皋九、广昌匪首廖其祥、南城匪首王象起，再度与福建泰宁匪首严正、光泽匪首蔡缄三结盟，流窜于两省边境，连续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与群众。他们谋划出一个“声东击西、虚晃一枪”的诡计。

1950年2月13日，群众中传出消息，土匪有可能在近期攻打资溪县。中共资溪县的领导立刻对敌我力量进行分析：“估计蔡缄三匪股百余人，另加曾皋九匪股，共约两百余人。”于是，县领导将高阜守粮库的主力排调回，成立由机关人员组成的战斗班、巡逻班，同时组织一百余人的自卫队员，轮流守卫资溪县城的4个城门，防止土匪攻城，同时将敌情向地委汇报。

第二日，匪首曾皋九率匪徒三十余人窜到资溪县城东郊泸阳乡黄石口。从高阜调回资溪县的主力排立刻赶到出事地，但曾皋九等匪早已逃遁。对此，县领导错误判断认为，土匪不过百余人，因无战斗力，攻城是幌子，抢粮食是真目的。便放松了警惕，将主力排又调回高阜粮库，并决定在2月21日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会议，并要求各区领导及通讯员提前一天到县城报到。

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在众匪首的带领下，六百余残匪悄悄屯兵在园岱（属光泽县）一带，将此地作为可东攻光泽，西取资溪的屯兵地和指挥部。2月19日，众顽匪悄悄逼近资溪县城。

2月20日，资溪县城里驻军战士与百姓联欢，一直到晚11时才散。此时，一部分土匪乘机潜入县城，寻找参加军民联欢的县委副书记田永丰、县长晨光、营副教导员林兴才，准备以三对一的方式，杀害此3位领导，以便当晚攻下资溪县城。由于这3位领导未出席联欢会，土匪阴谋未得逞。深夜时分，600余土匪已将县城围住。

因守城自卫队员成分严重不纯，守卫南门岗哨的一自卫队班长早已通匪。这家伙得到已割断资溪通抚州的电话线的土匪发出的信号后，便大开城门。当晚，守城的20余自卫队员除一部分通匪外，其余的被土匪缴械。一弹未发的众土匪进城后，将17挺轻机枪、重机枪分别架在了县城的东、南、西门制高点及北门外岗楼上。

2月21日凌晨4时，在浓雾中，进城顽匪采取“分割围攻”的手法，首袭县公安局及县大队。由于武器较差且无掩体，在土匪疯狂的枪弹下，公安局陈德生等5名干部血卧沙场。火光中，众匪徒抢走敌伪档案，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后，拥向县粮食局，开仓抢粮。

当土匪们叫嚣声惊醒了县区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后，他们才发现县委、县政府机关已被土匪包围。由于匪众我寡，政府机关人员从侧门撤至县城北门，但遭到土匪两挺机枪的封锁。而准备突围的政府机关人员在大雾中与土匪对峙了两个小时后，高阜守卫粮库的两个班前来增援，但遭到200余土匪的伏击，无法接近县城。由于形势越来越急。副教导员林兴才带领几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冒着呼啸的子弹，冲下城楼，打开城门，掩护同志们向城西突围。此时，大雾散尽，突围的同志回头看见通讯员李文中弹，林兴才辟开蒿草，返身背起李文时，约60余土匪举枪猛射，林兴才、李文如巨石般轰然倒下。

在县委机关内，县委副书记田永丰、组织部长张茂庭及宣传部长王佑臣等10余人借着房屋墙壁掩护，一直与顽匪对峙到上午9时多。可恶的是，叛徒陈宗绪手持惟一一把冲锋枪对天胡乱扫射后便神秘消失了。此时，蜂拥而至的土匪弄来煤油和柴草，火舌恶毒地舔拭着被围同志。大家从后院耳门撤出后，分别突围。宣传部长王佑臣从城西门跳下后，被埋伏于此的土匪乱枪击中而牺牲。其妻杨秀峰因身怀六甲，便毅然返身引走匪徒而身陷魔掌。三区区长郁向阳隐藏在一老乡家，被叛徒陈宗绪出卖。田永丰的妻子崔凤英和10岁的女儿及杨秀峰的女儿也先后被土匪抓住。

最为残忍的是，顽匪们血洗资溪县城后，不敢久留，在仓皇逃离途中，将视死如归的杨秀峰、崔凤英、郁向阳及粮食局会计万新茂两男两女4位干部，背靠背绑在一起，剥光衣服头朝下倒埋入东郊一水坑内后，再打入锋利的竹签。另两名无辜群众被土匪以“通共”的罪名也被活埋……

直到2月22日上午，嗜杀成性的土匪们抢走了全部的枪支、公粮、人民币（旧币）和银元，烧掉了县藏档案才逃走。匪首向理安也欲赶来捞上一“票”，途中听说县城已被攻破，便转袭高阜区公所，一番抢掠后，也仓皇躲入山中。

（三）

由于土匪攻占资溪县城的当日，即向金门和台湾发电称，已“光复资溪县”。当国民党就此在广播中鼓噪时，被我方获悉。资溪事件震惊了中央。3月中旬，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朱德总司令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匪情时提及：“江西的资溪等数十地，各级政权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甚至遭到完全破坏，许多地方的局势部分或完全失控。”毛主席听罢果断指示：“对全国各地这一切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及其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在他的亲自部署下，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全国由此开展3年之久的大规模剿匪战争，并出动正规部队3个兵团和40个军。资溪也成为当年的剿匪主战场和指挥中心之一。对此，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比喻道：“剿灭土匪，等于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又打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淮海战役。”

资溪事件后，匪首严正逃入深山老林，疯狂进行抢劫、暗杀、破坏活动。1951年1月15日被冒雪搜山的民兵擒获，3月23日在泰宁城关北门桥下被枪决。同时被剿匪部队活捉的还有光泽匪首蔡缄三，蔡缄三于2月25日在光泽县公审后处决。资溪匪首曾皋九在仓皇逃跑时被解放军击毙。为此，群众欢呼着将曾匪尸体如捆死猪般抬至县城示众，并以石子、木棍击之，以泄心中仇恨。广昌匪首廖其祥于同年2月15日被剿匪部队击伤活捉后，听到山下传来军民剿匪祝捷的鞭炮声，吓得滚落悬崖而死。血债累累的金溪匪首向理安，于1951年逃到上海后，又躲藏在香港，并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积极联系，再潜回大陆，在上海伪造证件时被捕。服完6个月的有期徒刑后，向理安于1954年由香港乘火车再潜回大陆，在广州车站被公安机关捕获。1957年1月5日，经江西省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并在南昌执行枪决。南城匪首王象起于1950年在南城伏法。叛变为匪的陈宗绪也于1951年2月被抚州军分区依军法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