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彭德怀顾全大局红色文化
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
     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这是红五车与红四军会师时，挂在大会主席台上的巨幅对联，这个会师大会，是1928年12月10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的。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的是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原是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他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时只有30岁。1928年4月经湖南省委批准加人中国共产党，他的誓言是：“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按照彭德怀原先的计划，要在平江起义之后，在湘鄂赣边界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这个指导思想，早在南县团部的柳荫堤上，他就与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归来参加革命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员黄公略交谈过。他当时在赠给黄公略的一首诗中有如下诗句：
　　　　 惟有润之工农军，
　　　　 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与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
　　　　 利用周磐办随校，
　　　　 谨慎争取两年时。
　　 可见，彭德怀早就羡慕毛泽东在井冈山所创建的农村根据地，并把它看成是革命的“旗帜”、学习的“榜样”。这首诗是1928年2月写的。他原打算“争取两年”之内发动革命士兵起义，但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湘南暴动的影响下，同年7月就发动了平江起义，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平江起义不久，彭德怀为什么要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呢？他在“自述”中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同年11月，彭德怀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要他迅速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取得联络，学习井冈山建党建军和建设政权的经验，为巩固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创造条件。彭德怀、滕代远毫不犹豫地执行了省委的指示，留下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领两个纵队800多人的兵力上井冈山。
　　 他们这次上井冈山，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一次是在8月底，从平江出发，因敌军前堵后追，最多时一天打过八仗，结果只好迂回游击，上井冈山的计划末能实现。9月份再次向井冈山进发，历尽艰险，转战千里，终于到达井冈山。
　　 当红五军到达井冈山时，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实行第三次“会剿”的形势己经形成。那时候，红四军在物资上的困难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尤其是粮食、食盐、药品、冬衣奇缺。在那样的情况下，红四军只有离开井冈山，到外地去开展游击活动，否则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克服这些困难，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打破敌人的“会剿”。要去外地，新的问题又接锺而来：小井130多名重伤病员怎么办？地方党政机关又安置到哪里去？派部队留守，势必分散红四军主力；全部撤离，又不利于边界斗争。这些问题，1929年初在宁冈柏路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许久，最后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将红五军的部队编入红四军，彭德怀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副党代表，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红五军和王佐率领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这个决定，在红五军的领导干部中，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人认为，平江起义分散了湘赣两省敌军的主力，减轻了井冈山的压力，这本身就是对井冈山的支持与配合；这次上井冈山的任务是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学习经验，现在任务完成了，应当回到湘鄂赣边区去扩大根据地，不宜留在井冈山；这里虽然地势险要，但武器弹药和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要守也守不住。
　　 大家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摆在面前的情况，彭德怀、滕代远也不是不知道，但他们所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也不仅仅是红五军的去留，而是整个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存亡。正如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写的：“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承担了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地执行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这种顾全大局的品德是多么高尚！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彭德怀、滕代远硬是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说服了周围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勇敢地挑起了保卫井冈山的重担。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湘赣两省敌军集结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井冈山的会剿。红军指挥部设在茨坪，彭德怀和滕代远不停地往返于五大哨口之间，指挥红军顽强地战斗了四天四夜。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湖南敌军很快攻破了黄洋界和八面山两个哨口，直扑大小五井。同时，江西敌军很快攻破了桐木岭哨口，直扑军事根据地的中心茨坪。在这紧要关头，彭德怀认为，现在东、西、北三面的阵地已被敌军占领，红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如果死守到底，势必导致全军覆没。彭德怀、滕代远当机立断，率领800多人，加上伤病员千把人，从遂川方向的唯一通道，绕荆竹山和上下烟一带向南突围。
　　 红五军主力向赣南突围，军委委员、第一纵队司令员李灿和党代表张纯清率部坚守黄洋界哨口，利用滚木、擂石与敌人激战。因寡不敌众，最后带领100多名战士，解下绑腿，结成长绳，垂下悬崖，转移到茅坪一带打游击。不久，与留守在这里的王佐、何长工的队伍会合编成独立团，坚持在井冈山进行游击战争。
　　 红军下山后，在赣南的南康、崇义等十多个县转战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红军的困境实在是无法形容的:要冲破敌人的封锁，要摆脱敌人的追击；一天要打好几仗，还要走100多里路；负了伤，没有药；冰天雪地，饥寒交迫。即便是在信丰过阴历年年的时候，彭德怀还是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赤脚。环境恶劣，导致部队减员相当严重。走到信丰县时，全军只剩下300多个人，280多条枪。这对彭德怀和滕代远来说，的确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两位高级指挥员的胸怀是宽广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不泄气，不埋怨，积极寻找地下党，派出侦察兵，千方百计打听红四军的下落，争取早日同他们会师。
1929年3月，红五军终于与攻克福建汀州凯旋的红四军在瑞金再次会师。这时，毛泽东召集红四军、红五军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分析了政治形势，决定让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又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率领红五军于4月底回师井冈山。
　　 彭德怀此时所见到的茨坪和大小五井，到处是残墙断壁。所剩无几的老百姓听说彭德怀回来了，都从茅棚子里跑出来，诉说红军走后的悲惨遭遇。彭德怀眼看这些曾和自己生死与共的幸存者长发蓬乱、骨瘦如柴，心里非常难过。他一边安慰乡亲们，鼓励他们生产自救，一边发给每人一块银洋。许多红军战士也纷纷将自己的衣服、毛巾送给井冈山亲人。
　　 彭德怀和滕代远回到井冈山后，很快与边界各县的红军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重建地方武装，恢复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并在游击战争中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红五军扩大到十个县的游击区，而且建立了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泰和的县级政权，使边界斗争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发展。这正是彭德怀和滕代远对井冈山斗争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彭德怀是个无私无畏的人。从平江起义到井冈山，他个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原来他是湘军的上校团长，月薪有240多块银洋，出门允许骑马坐轿，餐餐可以饮酒吃肉。他却抛弃这优厚的生活待遇，甘愿在革命队伍里过艰苦奋斗的日子。尤其是来到井冈山之后，他率领一支弱小的红军队伍，坚守在五大哨口的弹丸之地，同大于自己十几倍的敌军血战。突围的时候，走的是猎人和野兽爬行的悬崖峭壁，冲破了敌军的层层包围。当时的困境，正如他在“自述”中写的：“时值严冬，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末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的劲从何而来了要是离开了他的入党誓言，那就难以从任何别的地方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不会磨灭彭德怀的功绩。1982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读彭德怀自述》一文，其中写道:“他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我们永远敬重他，怀念他。他的伟大风范将长留于天地间。”

（本篇文章由赵焱收集，由付晨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