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涵（1897-1981），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人。1919年起先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护国军第二军讲武堂学习。曾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国共产党。参加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战斗。1926年被派往江西从事群众运动。1927年在南昌任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办事处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红三军、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教导师参谋长，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司令，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戌司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和三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如果时间会老，如果天空会小，对于无产阶级战士，还有什么不变？那就是信念。追寻陈奇涵将军的一生，这位从上一个世纪走来的老人，他的故事，他的功绩实在是丰富得如耀眼珍宝，令人惊骇得睁不开眼睛。然而，最为璀璨夺目，放射出奇光异彩的就是他那视名利如粪土，九死而不悔，赤胆忠心跟定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脱掉皮鞋穿草鞋

　　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兴国县潋江河畔的坝南村农民家庭的陈奇涵，1916年在赣水源头赣州省立第四中学毕业。毕业后他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县城孔庙办学。他给学校取名为“优道学校”。以“君子忧道不忧贫”为办学宗旨。执教三年，他分文不取。

　　他赶上两个世纪交接，中国近代史上无产阶级那开天辟地最辉煌的一段。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把陈奇涵从“武训式”办学小圈子推向立志改造社会的大舞台。6月，他毅然投笔从戎，背着几斤蚕丝作盘缠，南下广东，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

　　1920年3月，他转入护国军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尚未结束，战火即起，陈奇涵正式进入赣军。先后任赣军排长、副营长、代理营长。以后又担任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北伐，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1924年，孙中山先生决定对受英帝国主义操纵的反动武装商团实行镇压。陈奇涵带领广州警卫军讲武堂的学生勇猛冲击，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925年春，他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此时，是他一生中辉煌的转折点。当时的广州，英雄荟萃，群贤毕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一代共产党人，找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救国之道——马克思主义。同年春，经陈赓、许继慎两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身！陈奇涵面对浩浩珠江，仿佛自己也是汇入其中的涓流，决心奔流到海不复回。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规定跨党的党员只能从中作一种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严峻的考验。陈奇涵当时身任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待遇丰厚姑且不论，“飞黄腾达”指日可望。脱离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投入势单力薄的共产党，就意味着丢掉高官厚禄，去承担清贫与风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陈奇涵坚贞不渝，不改初衷，毅然声明：“宁当普通的共产党员，不当国民党的官。”他辞去官职，脱离了国民党。这年秋，他脱下皮鞋穿草鞋，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学生萧韶、钟赤心、钟友仟、陈奇洛、鄢日新、萧万侠、曾新全等结伴同行，离开广州，返回江西，在赣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这一时期，他历经艰辛，不避危险，往返于兴国、会昌、赣州、抚州、南昌各地，创建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农民协会，开办进步书店，主编《贯彻日报》，积极传播革命的火种。

　　“赣南农民运动的旗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一个低谷。蒋介石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请陈奇涵担任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奇涵以身体有病为由，婉言谢绝。但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的是，陈奇涵却很快接受了朱德的邀请，到南昌出任军官教育团参谋长。根据共产党组织的指示，他密任该团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并由他掌握密码和电台，与在武汉的中央军委保持着联系，筹备“八一”起义。

　　起义爆发后，他随军由临川调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撤的起义部队。结果在战斗中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他带领部分同志返回兴国家乡。遵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他联络从各地失散归来的共产党员，以九九重阳登高为名，聚集在兴国县城西南郊区的羊山“龙华古寺”，召开了著名的“羊山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兴国县在大革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党组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领导全县劳苦工农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粮、抗租、抗税、抗息、抗债”的五抗斗争。

　　1928年，中共赣南特委在于都步前冈驻扎时，陈奇涵任特委委员和军事部长，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残酷。国民党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悬赏5000块大洋买他的人头，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陈奇涵置之度外，并说：“敌人愚蠢得像猪猡，烧了我的窝，更会逼我上山为‘匪’。”他不仅着力抓了赣南各县农民暴动，还曾安排兴国等地的共产党员打入活跃在赣西南山区的绿林武装“洪家三点会”。他亲自向首领段起凤（段月泉）及其十兄弟宣传“三点无共不成洪”的道理，劝他们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和整编，获得成功，使这支“杀富济贫”的绿林队伍加入到江西独立第二、第四团。他还创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形成了北起永丰东固、南到于都桥头，东至宁都青塘、西达万安，绵亘数百里的赤色割据局面。为1929年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一块良好的落脚点，也为赣西南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革命胜利后，上将宋时轮所称赞的那样：“奇涵同志的可贵之处很多，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组织垮了，他却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搞农民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地方领袖。”

　　饭桌上引出的轶事

　　民以食为天。陈奇涵怎么也没有料到，在这一日三餐的饭桌上，会引起那么多轶闻佳话，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按照兴国当地风俗习惯，弄了一道“蒸笼粉菜”，为毛泽东改善伙食。揭开蒸笼盖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毛泽东用筷子挟了一块米粉鱼肉，放在嘴里品尝着，觉得鱼肉鲜嫩，又香又辣，味道十分可口，很适合他湖南人的口味，禁不住连声赞道：“好菜！好菜！”并饶有兴趣地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说：“民间家常菜，没什么正经名字，老百姓叫‘蒸笼粉菜’。”并请毛泽东为它起个名字。毛泽东的灵机一动，兴致勃勃说道：“就叫它‘四星望月’怎么样？瞧，这中间的蒸笼，像个圆圆的月亮；这周围的四碟菜不就成了星星吗？群星拱月唷！”毛泽东的解释，很有诗情画意，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十分钦佩毛泽东的“才气”。此后，‘四星望月’的典故在群众中一传十、十传百，至今，这道菜名已列入中国名菜谱。事隔40多年，毛泽东也难以忘怀。1970年，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请兴国的厨师专程到庐山做这道菜。

　　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苏区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交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赞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几十年后，珍藏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账本中清清楚楚写着：“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元捌角，经手人陈奇涵。”这本普通的账本，简单的收据，记下了我党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党内宗派斗争，陈奇涵更没有料到，饭桌背后的刀光剑影和残酷斗争。那是1932年，陈奇涵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漳州战役受伤后，他在长汀傅连蟑的“福音”医院养伤。邓小平、李井泉等几位战友去看望他，陈奇涵用自己的营养费请他们喝酒吃狗肉。事后，正好赶上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在江西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陈奇涵坚持原则，明确抵制。于是被指控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不力”的陈奇涵，又加上一条“公款吃喝”的罪名。并在报纸上危言耸听，指名道姓地说“陈奇涵是大贪污犯”，大张旗鼓进行无情斗争。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国民党薛岳部队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撤职，并由江西省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他从中央红军西方军参谋长被削职为中央军委一个部门的普通科员，带着极不公正的“处分”，背着沉重的黑锅，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万里长征。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央军委才为他作出平反，结论是：“对于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错误，应正式撤销。”高度评价陈奇涵同志：“掌握政策稳，经得起严峻的考验，虽然他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但他能够受打击而不屈服，受委屈而不灰心。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经得起历史的检查。”并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一生与“左”作斗争

　　陈奇涵一生经历了北伐、长征，东渡黄河，解放东北，渡江南下，历尽艰难险阻，在党委、政府、军队、政法部门都任过要职。他一生洁身自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长时期同党内“左”倾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早在1930年赣西南肃反扩大化时，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就直抒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而人头落地，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罹难。

　　1933年上半年，在一次反“邓毛谢古”的批判会上，陈奇涵先是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抗议。主持会议的保卫局长点名要陈奇涵发言，陈奇涵避开话题，洋洋洒洒，大谈当前工作。主持人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指责他“文不对题，立场不稳”，为后来扣押陈奇涵种了下祸根。

　　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党的“七大”分组讨论会上，陈奇涵旗帜鲜明地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甚为恼火。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他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以讥讽的口气问道“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吞吞吐吐地答道：“算是革命派吧。”陈奇涵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某高等军事学院支“左”。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把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是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

　　显赫一时的林彪，在黄埔军校时曾是陈奇涵的学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四野也曾长期共事。洁身自好，从不趋炎附势的陈奇涵，毫不理会林彪的拉拢。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林彪、江青的反党集团为突出强化他们的“山头”，排挤打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把陈奇涵诬蔑为“一贯的老机老右”。由于毛泽东的察觉，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军队，原来是由许多个‘山头’汇集在党的统一的旗帜下来的。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张云逸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张鼎丞、邓子恢是闽西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不是什么‘老机老右’！”并亲自提议把“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的陈奇涵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奇涵连续当选为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物寄情，诗言志。陈奇涵和朱德一样喜爱兰花。1962年3月，朱老总重返井冈山回京后，特地给陈奇涵送去竹碗代盆栽种的一颗井冈兰。他精心栽培，每年花开，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以后虽花谢叶枯，陈奇涵仍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衬以宣纸，手书“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并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一直悬挂在书房，伴随陈奇涵度过十几个春秋，直至1981年6月19日他悄然离开这个世界。

　　淡极始知花更艳。陈奇涵的一生就像兰花一样清淡高洁，像葵花一样忠心向阳。他抛弃高官厚禄，不怕杀头通辑；历经冤屈打击，能上能下；不计荣辱沉浮，光明磊落，实现了他“一生所作所为，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回首往事，问心无愧”的愿望，也实现了他在党旗下的铿锵誓言。